近現代海外儒學概覽·亞洲·新加坡
新加坡是華人居民占77%的共和國,中文、華語的文化和教育一直占有很高的地位。中國古典研究以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為中心,中文系并不限于中國文學,還包括中國語言學、中國歷史、中國哲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前身是國立新加坡大學與私立南洋大學。在哲學方面,蘇新鋈博士講授哲學史,在該系出版的《學術論文集刊》上發表了《孔子的經濟思想》、《孟子的經濟思想》。龔道云博士在《集刊》上發表了《孔子的美學思想》、《孟子的美學思想》,陳榮照博士除在《集刊》發表了《論范氏義莊》、《論作為教育家的韓愈》以外,還有《范仲淹研究》的專著出版。
東亞哲學研究所,是為推進新加坡倫理教育于1983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校園內設定的研究機關。在新加坡的中小學中,學生按宗教選學倫理教育課,由于華人沒有特定的宗教,教的是與伊斯蘭、印度、基督(舊、新)、佛教并列的五六個宗教之一的儒學倫理,研究所即為此而設。常聘請世界各地著名中國哲學研究者,共同研究和舉行講演會,以促進學術的發展和進步。
作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以外的高等教育機構還有教育學院,這是一個培訓中、小學教師的地方。在其所設的幾個學科之中,亞洲語系里有大部分的人在研究中國文學或語言。另有一研究華文、華語教學的華文研究會,發行機關刊物《華文研究》。會長是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語言研究中心主任。該會主要編輯與語文教學有關的華語論文集。由此可見,華語教學在新加坡仍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這無疑有助于學生對母體文化的了解,為以后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除此而外,還有五個民間學術團體:新加坡文化研究會、南洋學會、亞洲研究學會、新社、儒學研究會。亞洲研究學會出版《亞洲文化》雜志。而新加坡課程發展署主任何子煌曾為儒學研究會的重要代表人物,這也說明了儒學在新加坡華人教育中所占的分量之重。
大的圖書館有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央圖書館和IEAP圖書館。中央圖書館有中文部、日文部等,按語言分類,中文部接受了舊馬來西亞大學、舊新加坡大學、舊南洋大學的藏書,館藏相當豐富,有相當部分的明刊本等珍本書。IEAP圖書館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校園內,但獨立于中央圖書館之外,盡是新書刊,除從中國外,還從歐美、韓國、日本收集關于東亞哲學的書籍,特別是有非常豐富的韓國版圖書。
十年代以后,日本的經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高速度發展,繼日本之后,東亞“四小龍”(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的經濟騰飛,更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探索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成功的奧秘也隨之成為國際東方學研究者的熱門話題。新加坡人更是積極地參與其中。新加坡華人社會長期脫離華人社會母體—大陸華人社會,六十年代立國之后人們曾努力使之趨向于西方價值系統。但近年來儒家思想成為正式倡導的價值觀念,希冀用它來校正以物質主義和個人主義為基體的西方文化,再筑秩序基礎,可說是從現代科技起步走向恢復儒家思想。而儒學與經濟發展之關系也一直成為新加坡學術界探討的熱點問題。法國巴黎大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講師沙百里在其《評儒家思想特色的實用主義對現代化的貢獻》一文探討了儒家思想中的經濟觀對臺灣、新加坡、香港經濟發展的影響與作用,認為儒家思想的原意指向人道。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季焯然、李秀娟、余紹華的《儒家思想與東亞經濟發展—新加坡個案探討》對西方學者盛贊的東亞的“儒家文明”、無可匹敵的文化動力等觀點,根據新加坡的情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近幾年舉行的國際大型孔子及儒學討論會上,新加坡學術界一直表現得較為活躍。新加坡國內也曾舉行過規模較大的國際儒學討論會。
此外,作為東亞經濟奇跡出現國之一的新加坡也引起了其他國家學者的高度關注。現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國學者杜維明還撰有專著《新加坡的挑戰: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韓國的金日坤撰有《儒教文化圈的倫理秩序與經濟:儒教文化與現代化》也對新加坡等國的經濟現象進行了較為深刻的思考。
總之,以新加坡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如越南、緬甸、泰國等國家近一、二十年來儒學研究日趨活躍,它們紛紛建立研究機構,在高等學校中開設有關儒學課程,羅致人才,整理典籍、編譯出版了大量有關儒學的論著。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哲學思想、道德觀念、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直到社會生活習俗,無不深深打上了儒學的烙印,各自建立起以吸收儒學為內涵的民族文化,從而推動了東亞地區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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