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儒學的新趨向·新的時代課題

史稱有為的唐憲宗繼位伊始，即提出了一篇策問：

“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圣宏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于下，升于中天，周漢已還，莫斯為盛。”

這位皇上念念不忘唐代曾有過的盛世。接著他在策問中又指出，現實的情況是“自禍階漏壞，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最后他表達了對“復其盛”的希望。

當時困擾統治者的社會危機主要表現為藩鎮割據，中央號令不行，百姓難以安居樂業，國家財用不足。針對這些方面的問題，曾有許多人提出了如何解決問題的建議，也推行了一些具體措施。如郭子儀、獨孤及等人的銷兵罷鎮的建議(見《資治通鑒》卷二二三，廣德二年和永泰元年)，白居易的“復府兵置屯田”的建議(見白居易《策林三》，《全唐文》卷六七○)，劉晏的轉運法和鹽法改革，楊炎的兩稅法，以及永貞革新所采取的一些打擊割據勢力、減緩苛征和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這些措施有的也收到一定社會效果，但卻不能真正消除社會危機。元稹指出：

“兵興以來，至今為梗。兵興則戶減，戶減則地荒，地荒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之罪多，而權宜之法用矣。”(《對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策》，《全唐文》卷六五二)

他認為，當時針對深刻的社會危機所采取的辦法都是些“權宜之法”。

唐憲宗不滿于權宜之法，而希望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他在策問中提出“咨體用之要”，即“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 既往之失，何者宜懲? 將來之虞，何者當戒”?

他所希望得到的已經不只是某些具體的措施，而是帶規律性的指導原則，也就是要尋找一個能總結以往教訓、解決現實問題、保證未來的穩定和繁榮的社會治理之道。

歷史地看，唐憲宗提出的問題有著重要意義。唐代把秦漢以來的各項政治經濟制度發展到近乎完備的程度。盡管如此，其統治機器也不過運轉了一百多年便開始失靈，難以修復。這說明，舊理論指導下的統治體制已經過時，封建社會的發展需要體制的全面調整，并確立與之相應的新的理論指導原則。這不僅是唐代的問題，也是整個封建社會向后期轉變的時代課題。在現實的發展中，轉變的完成經歷了約三百年的時間，這一課題也相應存在了約三百年，直到北宋道學出現才得以解決。

在唐憲宗提出策問的時候，參加答對的人似乎尚未充分意識到其問題的理論意義，現在保留在《全唐文》中的幾篇答對文章仍然是以談具體的建議和措施為主。不過在這前后，一方面，中央與藩鎮之間及各藩鎮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制約的均勢，社會生活相對穩定，為思想家提供了一個可以開展理論活動的環境。另一方面，由于中央集權的軟弱無力，唐王朝對思想的控制力相對削弱，使得儒家學者能夠離開官方的標準教科書，較自由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在這樣的條件下，一些學者把注意力放到儒學上，試圖從儒家思想中找到解決時代問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