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磚攻玉·不掩清輝

《聊齋志異》出現后，在前清社會上風行一時，聲名越來越大。乾隆時，摹擬它的文言短篇小說紛紛出現，如《夜談隨錄》、《螢窗異草》等。在這股摹擬風中，紀昀獨持非議，從內容到形式全盤否定《聊齋》，并作《閱微草堂筆記》，以圖抵消《聊齋》的社會影響。

紀昀從六朝志怪小說樸素的記事觀念出發，否定《聊齋志異》用傳奇體而志怪的創造性貢獻。他說：“小說既述見聞，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今燕昵之詞，媟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代言，則何從聞見之?”這實際是反對《聊齋》用“描寫委曲”的筆墨，反映廣闊的社會現實，而要求它回到古代小說“尚質黜華”的水平上去。其實，紀昀所指責的正是《聊齋》的成就所在，是其他同類作品所望塵莫及的。

我國文言小說開始于魏晉六朝，當時出現了不少志怪小說，大都文筆簡樸、缺少文學意味。到了唐代，一些文士“有意為小說”，發展出傳奇，已具有了短篇小說的規模，達到較高的藝術水平。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繼承了文言小說的傳統，又大膽創新，以傳奇而志怪，大大推進了文言小說的發展。《聊齋志異》的文筆非常細膩，正如紀昀所說的“細微曲折，摹繪如生”，顯示了非凡的藝術成就。這一成就的取得，既非作者“自言”，也不全為“代言”，而是大量搜集資料和細致體察生活的結晶。因其符合客觀生活與藝術規模，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

此外，從內容來看，《聊齋志異》是通過志怪反映現實，寄托作者的孤憤;紀昀作《閱微草堂筆記》，雖自稱“逍遣歲月”云云，卻要求“不乖于風教，有益于勸懲”，實際體現了封建衛道士的立場。

總之，紀昀的文學主張是保守和落后的。歷史證明，他對《聊齋》的批評是站不住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