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同走資派作斗爭的堅強戰士”
1974年底,“四人幫”遲群一伙在遼寧朝陽農學院召開“現場會”,極力推行“兩個估計”,全面抹殺十七年教育的偉大成績,把朝陽農學院“經驗”作為其政治篡奪的武器。后來,“四人幫”又提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是走資派的反革命綱,妄圖打倒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領導同志。就在這種形勢下,“四人幫”在朝農的親信,秉承其旨意,參與并反復修改了他們的辦學“方案”,提出了“在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的今天”,“首要任務是斗垮走資派”,因此,“學校的一個新的戰斗任務,就是要培養同走資派作斗爭的堅強戰士”作為其學校的培養目標。在這個培養目標之下,他們全面篡改了黨的教育方針,根據張春橋“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的謬論,提出了“農學院要首先辦成政治大學、勞動大學、其次才是農學院”的口號,并說:黨委主要是抓政治大學、勞動和專業由各系去抓。使學校出現了“政治要多少就給多少,勞動占多少就是多少,業務剩多少就算多少”的局面。嚴重地破壞了黨的教育方針的貫徹執行,破壞了學校的正常教學工作。
首先,朝農把政治學習與業務工作對立起來,認為農學院學農是“純業務大學”,提出“首先要辦成政治大學”的口號。但實際上卻是以“四人幫”的政治篡奪為核心。把“有社會主義覺悟”篡改為“頭上長角、身上長刺”,大吹特吹張鐵生,作為其培養目標的樣板,曾五次讓他到朝農作報告,煽動學生“反上就是大方向”,敢同各級黨委“對著干”就是“反潮流”。鼓吹“鬧而優則仕”。其次,為了把朝農辦成“勞動大學”,他們打著“半工半讀,勤工儉學”的口號,任意停課罷課,破壞正常的教學秩序,甚至不惜把全校師生作為廉價勞動力來使用,竟規定每年搞次大會戰,學生不上課,也不搞科研。到1976年前后,這樣的純勞動一年已達到一百二十天,1976年開始,他們又提出要增加到一百八十天。在課題組中,由于沒有農業工人,實際上已成為生產隊,既削弱了教學,也搞不了科研。最后,朝農要辦的“農業大學”,也是有所“創造”的。這就是被他們吹得神乎其神的“課題組”。他們在“生產勞動就是學習”的思想指導下,把“課題組”稱為三結合的“新體制”?!靶隆本托略诓皇巧a、科研、教學三結合,不是以教學為主,而是以生產勞動為主,貫徹的是“以干代學”的思想,實行的是“應付環境”的教學方式,根本不考慮使學生掌握客觀事物的規律性。而即使這樣的“教學”,也是一無系統教材,二無教學質量保證,三無時間安排的。農學系1976屆學員在校三年共967天,其中專業課教學只有283天,平均每年94天。
“四人幫”一伙利用朝農、篡改黨的教育方針的根本目的,就是篡黨奪權,即所謂“斗爭的需要?!币驗椤霸炀蜕鐣髁x時期的革命造反派,能分析一個縣委,一個公社黨委,一個大隊黨支部,上邊的也能分析”,“就是中央也敢反”,這就是他們篡改黨的教育方針的目的。由于朝農的培養目標是培養“同走資派作斗爭的堅強戰士”,所以朝農的“社來社去”就同江西共大實行過的“社來社去”根本不同,而是“鬧而優則仕”的“社來官去”。學生“社來”,在朝農這個篡黨奪權的訓練所培養一個階段;“社去”是為了“斗垮走資派”,搶奪那里的黨政領導權。有一個被捧為“向全世界拋出的一塊石頭”、自報當大隊書記的朝農式最標準的大學生,回到大隊后,經過兩次“整風”,就把大隊的八名老干部全部撤了職,十三個生產隊,就派了十一個青年人去頂替。接著,朝農又派回該公社送來的六名“大學生”,分別奪搶了公社書記、副書記、大隊書記和公社五、七中學副主任的權,基本上實現了在一個公社全面篡黨奪權的目的,因此,被朝農樹為“集體奪權”的典型。
朝農的培養目標,對“文革”后期的高等教育以斗走資派為“專業”的極性化發展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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