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老章又反叛了!》原文|注釋|賞析

章士釗君在民國十二年八月間發表了他的《評新文化運動》(上海《新聞報》8月21、22日)。那時我在煙霞洞養病。有一天，潘大道君上山來玩，對我說： “行嚴說你許久沒有做文章了，這回他給你出了題目，你總不能不做文章答他了。”我問他出了什么題目，潘君說是“評新文化運動”一文。當時我對潘君說： “請你轉告行嚴，這個題目我只好交白卷了，因為行嚴那篇文章不值得一駁。”潘君問： “‘不值一駁’，這四個字可以老實告訴他嗎?”我說： “請務必達到。”

但潘君終不曾把這四個字達到。后來我回到上海，有一個老朋友請章君和陳獨秀君和我吃飯，我才把這句話當面告訴章君。

那一晚客散后，主人汪君說： “行嚴真有點雅量;你那樣說，他居然沒有生氣。”我對主人說：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行嚴只有小雅量，其實沒有大雅量;他能裝做不生氣，而其實他的文章處處是悻悻然和我們生氣。”汪君不明白我這句話; 我解釋道： “行嚴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 他卻又雖落伍而不甘心落魄，總想在落伍之后謀一個首領做做。所以他就變成了一個反動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領了。梁任公也是不甘心落伍的; 但任公這幾年來頗能努力跟著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腳力也許有時差跌，但他的興致是可愛的。行嚴卻沒有向前的興致了。他已甘心落伍，只希望在一般落伍者之中出點頭地，所以不能不向我們宣戰。他在《評新文化運動》一文里，曾罵一般少年人 ‘以適之為人帝，績溪為上京，一味于《胡適文存》中求文章義法，于《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 。其實行嚴自己卻真是夢想人人 ‘以秋桐為上帝，以長沙為上京，一味于《甲寅雜志》中求文章義法! ’ 我們試翻開那篇文章看看。他罵我們做白話的人 ‘如飲狂泉’ ，‘智出英倫小兒女之下’ ，‘以鄙倍妄為之筆，竊高文美藝之名，以就下走壙之狂，隳載道行遠之業，……陷青年于大阱，頹國本于無形’ ……這不都是悻悻然和我們生氣嗎? 這豈是 ‘雅量’ 的表現嗎?”

汪君和章君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他也說我這個判斷不錯。

我們觀察章士釗君，不可不明白他的心理。他的心理就是一個時代落伍者對于行伍中人的悻悻然不甘心的心理。他受過英國社會的一點影響，學得一點吳稚暉先生說的 “gen-tleman的臭架子” ，所以我當面說他不值一駁，他能全不生氣。但他學的不澈底，他不知道一個真正gentleman必須有sportsmanship，可譯為豪爽。豪爽的一種表現就是肯服輸。一個人不肯服輸，就使能隱忍于一時，終不免有悻悻然詬罵的一天的。

我再述一件事，更可以形容章君的心理。今年2月里，我有一天在擷英飯館席上遇著章君，他說他那一天約了對門一家照相館飯后給他照相，他邀我和他同拍一照。飯后我們同去照了一張相。相片印成之后，他題一首白話詩寫給我。全詩如下：

你姓胡，我姓章;

你講甚么新文學，

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來我不駁。

雙雙并坐，各有各的心腸。

將來三五十年后，

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

哈，哈，

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

總算是老章投了降。

十四，二，五。

這樣豪爽的投降幾乎使我要信汪君說的“行嚴的雅量”了!他要我題一首文言詩答他，我就寫了這樣的四句：

“但開風氣不為師”，

龔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開風氣人，

愿長相親不相鄙。

十四，二，九。

然而“行嚴的雅量”終是很有限的; 他終不免露出他那悻悻然生氣的本色來。他的投降原來只是詐降，他現在又反叛了!

我手下這員降將雖然還不曾對我直接下攻擊，然而他在《甲寅周刊》里早已屢次對于白話文學下攻擊了。他的廣告里就說：

文字須求雅馴，

白話恕不刊布。

這真是悻悻然小丈夫的氣度。

再看看他攻擊白話文學的話：

白話文字之不通，(一，頁十六) 陳源……喜作流行惡濫之白話文。(二，頁二十四)文以載道，先哲名言。漱冥之所著錄，不為不精，斷非白話蕪詞所能抒發。近年士習日非，文詞鄙俚。國家未滅，文字先亡。梁任公獻媚小生，從風而靡，天下病之。不謂漱冥亦復不自檢制，同然一辭。(三，頁十九)計自白話文體盛行而后，髦士以俚語為自足，小生求不學而名家，文事之鄙陋乾枯逈出尋常擬議之外。黃茅白葦，一往無馀; 誨盜誨淫，無所不至，此誠國命之大創，而學術之深憂! (五，頁二)他這些話無一句不是悻悻的怒罵，無一句是平心靜氣研究的結果。有時候，他似乎氣急了，連自己文字里的矛盾都顧不得了。例如他說陳源君 “屢有佳文，愚擯弗讀，讀亦弗卒，即嘻嘻嗎呢為之障也。” 既 “擯弗讀，讀亦弗卒，章君又何以知是“佳文” 呢? 有 “嘻嘻嗎呢為之障”，而仍可得“佳文” 的美稱，章君又何以罵他作 “惡濫之白話文”呢?這種地方都可以看出章君全失“雅量”，只鬧意氣，全不講邏輯了。

林紓先生在10年前曾說： “古文之不當廢，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 當時我讀了這話，忍不住大笑。現在我們讀章士釗君反對白話的文字，似乎字里行間都告訴我們道： “白話文之不當作，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 ”苦哉! 苦! 他只好罵幾句出出氣罷!

我們要正告章士釗君： 白話文學的運動是一個很嚴重的運動，有歷史的根據，有時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學的美，可以使天下睜開眼睛的共見共賞。這個運動不是用意氣打得倒的。今日一部分人的謾罵也許趕得跑章士釗君; 而章士釗君的謾罵決不能使陳源胡適不做白話文，更不能打倒白話文學的大運動。

我們要正告他： “愚擯弗讀，讀亦弗卒”，這八個字代表的態度完全是小丈夫悻悻然鬧意氣的態度。這種態度可以對付一些造謠誣蔑的報章，而不能對付今日的白話運動。我雖不希望章君“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我卻希望章君至少能于《胡適文存》中求一點白話運動所以能成立的理由。我們提倡白話的人很誠懇地歡迎反對派的批評;但自夸“擯白話弗讀，讀亦弗卒”的人，是萬萬不配反對白話的!

章君自己不曾說過嗎? “愚所引為學界之大恥者，乃讀書人不言理而言勢。” (五，十五，)我們請問章君： “愚擯弗讀，讀亦弗卒”，這是講理的讀書人的態度嗎?

我的“受降城”是永遠四門大開的。但我現在改定我的受降條例了： 凡自夸“擯白話弗讀，讀亦弗卒”的人，即使他牽羊擔酒，銜璧輿櫬，捧著“白話歪詞”來投降，我決不收受了!

(《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

賞析 《老章又反叛了》是胡適為駁斥章士釗對“白話文學”運動的奇談怪論而寫的一篇雜文。

“五四”新文化運動沖決了舊文化、舊道德的堅固堤防并取得了輝煌的戰果。作為新文化運動重要內容的“白話文學”運動，得到學生、青年以及知識界多數人的贊同和支持。1920年北京的教育部決定中小學開始使用白話的語文教材，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但是封建復古主義者并未終止他們的頑抗。章士釗于1923年發表了《評新文化運動》，譏刺當時的青年們“以適之為人帝，績溪為上京，遂乃一味于《胡適文存》中求文章義法，于《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目無旁騖，筆不暫停，以至釀成今日的底地他它嗎呢吧咧之文變。”

1925年8月胡適寫《老章又反叛了》作為對章士釗的《評新文化運動》等文章的一個明確回答。

本文的中心在于說明“白話文學的運動是一個很嚴重的運動，有歷史的根據，有時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學的美，可以使天下睜開眼睛的共見共賞。這個運動不是用意氣打得倒的。”但行文并不取同章士釗進行理論駁辯的角度，對于白話文學運動本身也沒有多少系統的論述，而是著眼于章士釗的“心態”變化，并給予精細而具體的描畫，從而構成文章結構的間架。文章開頭是對章士釗作為一個“時代的落伍者”的心理狀態的絕妙諷刺： “他的心理就是一個時代落伍者對于行伍中人的悻悻然不甘心的心理。”說明章士釗并無“雅量”，畫出他的“反動派”的肖象。第二部分接著寫在大勢所趨下，章士釗表面上“投降”而實際又難于掩飾“他那悻悻然生氣的本色”，所以這種“投降”實際上是“詐降” 。這部分隨手寫到同章士釗交往的一二細節，筆致從容，充滿諧趣和揶揄。第三部分指出這員“降將”的重新“反叛”，直錄他攻擊白話文的言論，并順帶指出這些言論的不顧邏輯、自相矛盾之處，以“苦哉! 苦! ”嘲笑章士釗“小丈夫悻悻然鬧意氣的態度”。最后說明“白話文學的運動”有其歷史必然性，并以詼諧的語言表示自己堅定的態度。評議文章而溶入某些狀物傳神的小說筆法，寫章士釗“悻悻然”，寫他的“詐降”，寫他的“又反叛”，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前后對照以見其頑固，給文章平添許多意趣，使論辯的內容更易為人了解。

胡適雜文，數量不多，但他刻意追求形式的獨創，在中國雜文史上仍占一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