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腳踏車的哲學》原文|注釋|賞析

在我們這伙窮朋友里，我竟被封為有產者了。這頭銜是在我買到一輛過手的雜牌車的那天頒給的。

這以前，我們同樣的光頭上頂著那有時冒火有時漏湯的天，腳下同樣踏著崎嶇而泥濘的地。奔馳的馬，電掣的車，風一般地硬由我們這伙人當中馳過。恐怖過去了，我們一起攥緊泥污的拳頭，向著那屁股后眨著兩顆紅妖眼的蠢物惡狠狠地罵一陣，然后，又踉蹌地走進了破落的巷口。

自從我的腳不與那硬的石頭和稀的泥漿發生直接磕碰以來，我享到了新的舒坦，可也感到失去了原有伙伴的孤獨。

一個人被帶到另一嶄新世界后，驚奇自然不免，然而這是不能持久的。跟著來的是如何把自己妥適地安置到這環境里。

記得我第一次騎在這雙輪機器上，被自己與這東西合作的力量驅到馬路上時的情景。我的前輪是多么和我一樣的羞澀，一樣拙笨呵! 兩只手撐在冰涼的車把上，顫巍得直要折斷。每個轉彎處我都多么地認真啊，象個才給收生婆洗過澡的嬰兒，什么聲音都能把我驚恐。

漸漸地，我的技術進步了。同時，我在馬路上交了許多朋友。速度和身分使我的友誼既不能去高攀，也無從下就，恰好是和我一樣擁有一輛腳踏車的人。結交不必由哪方采取主動，我們在感著同樣的不便，也沾著同樣的光。一輛英國“三槍”拐倒了一輛人力車，那時德國 “漢堡兒” 的同樣有理由笑——而且勝利地笑。但對面沖來兇猛的汽車時，則大家同樣驚慌。

這些友輩的腳踏車都各因其主人，有著不同的個性。象那稅局科員的 “鷹牌” ，如果他由你身邊騎過時，你會想到這人整天的時間都花費在這車子上了。電鍍的前叉子亮得象銀條，綠的走水綢斜扎在鄧路普紅膠皮的長喇叭上。他不容一粒塵土沾在輪盤上，因為他記得這一路要和多少漂亮的人擦身而過。可是這點顧忌銳減了他的速度，結果只配在馬路上擺擺架子。

講快，要算電報局的那位科員了，只要登上車，他便飛下去了。車身找不到一點裝飾，但求輪帶夠硬壯，中軸有著潤滾珠的油就成。條上縱然爬滿了去年的泥疙疸，他也不介意。他知道警章是給弱者定的。巡警用木棍指揮他，他會連木棒給撞掉。七十歲老太婆的命多半懸在他輪下，監牢也是他可能的棲所。

守分的車多半蹓在路邊。他忌用眩目的顏色惹人注意，也不在儕輩的挑戰后增加腳下的力氣。他手指總勾在后閘的機關處，準備可以隨時停下。每輛汽車的影子全能使他臉上泛出畏懼的表情，可是在無人知曉的時候，也會吐上幾句對汽車的怨語。

其實，汽車并不一定都是可怕的，只要車主人懂得傷人要賠償，要給報紙披露的道理。但如果車座里坐著的是位灰衣紅肩章的將軍，則馬路上的一切行人的生命登時都脫離了本人的支配。遇到這樣的情形，那電報局的科員是要吃虧的。

車主人縱使是位本分守法的人，如果那車的方向盤掌握在兇暴的司機手里，則這輛車也未必如上所說地文雅了。實際上這慈祥人的司機往往會不惜把車輪朝你腰間沖來，雖然當初這車夫也那么光頭頂著天在馬路上踉蹌地走過。

有些騎車的感到騎在汽車前永遠要受壓迫，乃尾在這巨物的后面，任它去沖路，既迅速，又威風，特別在壓過同伴的尸身時。但這種人向為儕輩所不恥。

還有些無能而又想做點動人事件的騎車者，在汽車離得遠的時候，就騎到馬路中心，做幾個反抗汽車的姿勢。只要在場彈壓的警察向他一揮棒，就即刻躲到最安全的地帶去了。這種人只能獲到一個丑角應有的喝采，永遠不能為同伴所信賴，或為敵人所畏懼。

充當馬路上一切騎車者的屏障的，是人力車夫。瞪圓了噴火眼珠子的汽車怒叫著馳來時，一切人都向人力車廂后面躲，獨有勇敢的人力車夫，用挺著淌汗的胸脯去迎接這煞神。那巨物用噴火的眼珠子搜遍他每根汗毛，把他擠到無處可躲。發泄了一通壞脾氣后，才氣沖沖地開走了。

巨物去了，隨著這種輕塵我們一輛輛腳踏車又春燕似地掠了出來。用輕薄、卑鄙的姿勢由人力車夫的肩頭擦了過去，一轉眼都飛向歡樂的所在去了，拋下人力車夫等待巨物的再番到來，等待庇護后面同樣沒良心的騎車者。

我乍上馬路，看著實在不順眼，尤其遇到拉車的剛好是我當年的伙伴。

如今，我可算頗有些機智了。我能根據眼前的局勢決定腳下的快慢。我能得心應手、運用自如地改變車的方向了，那么自然，連腰部都覺不出轉動來。我懂得了在平坦的路上不妨狂奔，遇到艱險，卻須緩緩地前進。我學會了在拐彎時由立在巷口行人的臉色去推測巷里的形勢。我知道了自己力氣微弱，甘愿忍口氣，不再把對汽車的憤怒輕意地暴發出來。

我那些光著頭，踱在地上的伙伴呢? (《小樹葉》)

附記： 這是一篇帶點象征意味的短文，原題為《路人》，收入《珍珠米》時改為此題。這是我那時對社會的一點分析。騎車者指中產階級，人力車指勞動人民，汽車指軍閥和國民黨反動統治者。文中現身說法，對“世故”有所揶揄。

賞析 作者在“附記”中說： “這是一篇帶點象征意味的短文”。“這是我那時對社會的一點分析。騎車者指中產階級，人力車指勞動人民，汽車指軍閥和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假如沒有這個“附記”，我們完全會把這篇文章當成記敘性的散文。但有了這個“附記”，我們就不能這樣看了。它實質上是一篇文藝性的分析說理的文章。

聯系作者的“附記”，我們可以看到，這篇文章的特點是用象征的手法，寓分析說理于敘述之中。作者將自己對社會的分析和理解，都寄托在對腳踏車、汽車和人力車的記述中了。作品以腳踏車為中心，記述三種車在行路中的關系，用這種關系，象征社會上中產階級、軍閥統治者和勞動人民這三個階級之間的關系。軍閥和反動統治者是統治階級，他們在社會上橫沖直闖，肆無忌憚，草營人命。勞動人民是最勇敢而最受欺壓的，他們為生活奔波，不知何時就會喪命于汽車輪下。反動派把他們逼到“無處可躲”，他們有冤無處訴，有時還得做中產階級的安全“屏障”。而中產階級卻較為復雜。有疲于奔命者，象電報局科員;有擺架子者，象稅局科員;有為虎作倀者，象跟在汽車后抖“威風”的;有虛張聲勢者，象那“做幾個反抗汽車的姿勢”的。當然也有“守分”的。但一遇到危險時，他們都拿勞動人民作“屏障”。這就是作者“對社會的一點分析”。這分析大體是不錯的。

如果作者將上述的意思用議論的方式直接說出來，那就可能成為一篇沒有多少新意的論文。作者采用象征的手法，卻成了一篇別具一格的雜文。而且，因為文章的意蘊都包含在象征中，不太確定，讀者可以見仁見智去理解發揮，文章的新意也就由此而出。雜文的寫作手法，可以不拘一格。但雜文的象征卻不能弄到使人無法理解，否則，便失去了它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