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青《杜鵑的叫聲》原文|注釋|賞析
不久以前,我聽得一位長者說,曾經為歷代詩人所反復吟詠的杜鵑,有著一個怪脾氣: 在平常日子里,它們喜愛單個兒活動,彼此的距離,大概以互相聽不到對方的叫聲為限;否則,它們便會打起來,直至戰敗者狼狽逃開為止。
我十分欽佩這位長者觀察事物的精細。杜鵑鳥的叫聲這事,使我開了點竅。我覺得,它對于我們看問題,做事情,都很有啟發。杜鵑不喜歡聽到同伴的啼囀,彼此保持著一定的空間的距離,這是禽類生活中一件有趣味的客觀存在。除非有那么一天,杜鵑的習性變了,否則這局面還得繼續下去,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一來,就引起我的許多聯想。
我想起了村落的分布。熟悉農村生活的人都知道,村莊的分布是有不少學問的。過去有所謂“五里一村”的說法,當然是指其大概而言,究竟隔多遠有一個村落,還得具體地依據時間、地點和條件而定。村莊的分布,一般說來,是自然形成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看村子周圍的、人能夠賴以生存的自然條件,例如有多少土地,多少山林等; “民以食為天”,要建立村莊,先得解決吃飯問題。同時,為了利于生產,免得跑老遠的路,許多地方的村子一般都比較小,在偏僻的山區,三家村,甚至單家獨屋的,也很不少。至今還沿用下來的“自然村”的稱謂,正好說明村落分布的這種自然形成的特點。當然,村莊的座落,方向,在舊社會里,還受到了風水先生的影響。但有些村莊座落在半山腰,人們挑水要走一段崎嶇的小徑來到山下的水澗,然后再拾級而上,這種麻煩與其說是由冥冥之中的“風水”所造成,倒不如說是人們的生活經驗的結果; 因為說不定哪一代的祖先曾經吃過這種虧,當時他們為了取水方便,就在山溝底下搭起房屋,而雨季的山洪一來,什么都給沖跑了。對于村落分布的情形,要是站在高處,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們的高低,遠近,大小,都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至于坐在飛機上,就更加一目了然了。當你看見那象白練般的河流,那綿延起伏的山脈,而大大小小的村莊,星羅棋布地散落在各個不同的所在,心里不禁低低地喊出一個“妙”字。要是有人不考慮村落分布的這種自然形成的原因,硬要把許許多多的村子并在一起,這就象硬要兩只杜鵑在一株樹上唱歌一樣,實際上辦不到。
由村莊的分布,我又想到人的生活。長久以來,人的生活也有其一套自然形成的習慣的。以做買賣來說,在分散的農村里,依據村子的大小、疏密,在一個地區有多少墟鎮,多少店鋪,多少商販,都是有個定數的。所謂 “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 (龔自珍:《平均篇》),就正好說明,在過去,一個地方有沒有生意人,有多大的生意人,也是隨具體條件而定的。如果在一個村子里,人民生活本來需要有一家雜貨鋪,需要有一個游街串巷的貨郎擔,而有人卻不問這種情況,把店鋪和貨郎擔都取消掉,或者設得過多,都是不符合客觀需要的; 不是使人感到不便,就是浪費人力物力。商業網的分布是如此,就以閹雞師傅、牽豬郎的多少來說,也是如此。一個閹雞師傅管幾個村,一口公豬足夠為幾戶母豬戶的母豬配種,在正常情況下,也都有個定數。甚至舊社會的巫婆,也不是每個村都能產生這號 “人物” 的,因為巫婆的生意在正常情況下也有個定數,人一多了,有的就會找不到賺錢的對象,就要餓肚子。
推而廣之,人們的耕作技術的發展,城市的形成過程,一個地區的生產方針等等,也無不如此。插秧的密度多密,不是憑空來的; 我們只能參照老祖宗的經驗,再考慮今天耕作條件的變化,定出合理的密度,而不能任意為之。上海市只能出現在長江三角洲,而不可能在巴顏喀喇山麓,廣州市所以能夠成為華南最大的城市,也不是偶然的; 地處西江的肇慶,或者東江的老隆,都不可能具有廣州的規模。
所有這些,與前述杜鵑的叫聲,都屬同一道理。想問題,做工作,多考慮一下這點,一定大有好處; 這就是所謂尊重實際,從而也就可以避免主觀隨意性。
杜鵑的啼聲,自來擬為 “不如歸去”,充滿著哀怨,甚至有“子規啼血”的說法。其實這不過是由人的感情所引發出來,是人把杜鵑人格化了。這些,與本文概不相關。相信也不致有人會從“不如歸去”的杜鵑鳴聲中,認為本文是主張踏步不前,甚至只向后看的。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來說,從來都是朝前看,高瞻遠矚的;而為了要實現我們的革命目標,就要有充沛的革命熱情和干勁,敢于創造。這是作為一個革命者的根本特點。但是,這并不是說,一個人可以無根據地胡思亂想,可以超越客觀情況所許可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我們既要鼓足干勁,又要實事求是;要將兩者結合起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我們鼓足干勁從事各項革命工作的時候,詳細摸清每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既考慮需要,又考慮可能,有時甚至多觀察一下以往已走過的道路,并沒有什么壞處; 相反可以增長見識,吸取教訓,最大限度地掌握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從而保證革命事業的成功。
(1962年2月)
賞析 《杜鵑的叫聲》一文在取材上有獨到之處。一篇雜文有的只舉一個事例,有的則舉多個事例,這篇雜文屬于后一種。它的主題是反對蠻干、瞎指揮,提倡實事求是。但作者從杜鵑的叫聲談起,又講了村落的分布和城市的興衰等等,最后才點到主題上,水到渠成,令人信服。
這篇文章的取材,天南地北,看似隨意而談,實際上這些事例是經過精心選擇的。雜文的取材,貴在新穎,貼切,有說服力。如說杜鵑不在一棵樹上對唱,不喜歡聽到同伴的啼囀,彼此要保持一定的距離,這種現象就是少為人知的,而且是有趣的。另如講閹雞師傅和牽豬郎的分布,一頭公豬可以給多少母豬配種,也很有意思。講到山區村莊為什么建在半山腰,而不建在山下,這絕不是風水先生瞎想出來的,而是為避免山洪災害才這樣做的。一篇短文,從古說到今,從自然說到社會,如果組織不好,是很容易顯出雜亂的。作者慘淡經營,欲擒先縱,使如此廣博的內容,統統納入一個主旨之內,顯示了結構文章的高超技巧。
《杜鵑的叫聲》是一篇帶有批判色彩的雜文,但全篇沒有一點教訓人的語調,沒有嚇人的字眼; 而是用人人都懂得的事例,從多方面說明一個道理,即辦事要尊重實際,不要違背客觀規律。作者雖處于領導崗位,但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現,說東道西,娓娓而談,在不知不覺中,使讀者受到啟迪,增長知識; 也勸那“硬要把許許多多的村子并在一起”的人,“把店鋪和貨郎擔都取消掉”的人,接受歷史的教訓,不要再干這可笑又可悲的傻事了。此文文風的特點是淡雅自然,談天說地,富有理趣,雖是60年代的作品,今天讀來,仍然使人覺得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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