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德《散論“悲憤出詩人”》原文|注釋|賞析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曹雪芹在《紅樓夢》里的這段話，大家是很熟悉的。“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徑十二丈，方徑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單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鍛煉之后，靈性.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于是，“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干年。”便將“身前身后事”，姑且“記去作奇傳”。這便是作者所說這部書的由來。作者在講這部書的由來時，也透露了自己創作此書的原因和自己的身世。

據周汝昌等專家們考證，曹雪芹是魏武帝曹操的后裔。到了雪芹的高祖時，即清太祖天聰八年(1634年)就淪為清室的奴仆了。而他曾祖曹璽的夫人孫氏，被選為順治皇帝三兒子玄燁的保姆。玄燁視孫夫人情同慈母，與孫夫人之子，即雪芹的祖父曹寅“明是君臣，暗如兄弟”。及至玄燁及位，成為康熙帝，曹家便大沾其光，從曹寅以下三代，皆被差往江南做織造監督。曹寅又兼任了兩淮巡鹽御史，常駐揚州，紅極一時。但康、雍、乾三朝的政局一再反復，雪芹的父親獲罪落職，家遭巨變。雪芹竟落得“環堵存身，蓬蒿沒徑，”坎坷艱辛，流離放浪，甚至淪為傭保，身著短裈，躬親滌器，賣酒當壚。他曾住到北京郊外偏僻山村，野水臨門，薜蘿滿巷，無法生活，便“賣畫貰酒，食粥餐霞”，還常遭主司上官的凌逼。他挈妻扶幼，憂傷煎迫，不得已去做大僚的幕賓，以至投親靠友，寄食朱門……。他懷才不遇，半世潦倒，胸中塊壘，傲骨嶙峋，萬苦備嘗，白眼閱世，就象青埂峰下那塊頑石一樣，“自經鍛煉”，“靈性已通”，獨具慧眼，看穿了社會的腐朽，才終于聽了友人的勸告，“莫彈食客鋏”，“莫叩富兒門”，而憤發圖文，默默“著書黃葉村” ，把“一生心血結成字” ，成就了《石頭記》這部奇麗深雅，石破天驚的偉著絕構。假使他被選去“補天” ，飛黃騰達，是不會寫出這部作品的，恐怕連這個念頭也不會產生。

古人說： “悲憤出詩人”。這個話是很有道理的。它寥寥數字，點破了作家的成就和身世之間的某種關系，告訴了我們一個頗值得玩味的道理。我們幾乎無須用力回憶，就可以發現古今中外許多偉大的詩人和作家，都幾乎 “不約而同”地有一段不幸甚至悲慘的遭遇，正是在這種遭遇之后，而不是之前，才憤發圖文，產生了偉大不朽的作品。

司馬遷曾深為感慨地說“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卓越豪邁)非常之人稱也。蓋文王拘而作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盡管對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史學家尚有異議，但國語、兵法等著作，大都是“圣人賢士”們發憤寫出來的。這一點，卻毫無疑問。

偉大詩人屈原，是楚懷王的三閭大夫。他一心為國為民，卻被別人說了壞話，被迫離開朝廷，憂悲愁思，痛君不明，忠誠之情，懷不能已，于是作《離騷》 “上以諷諫，下以自慰”。不難設想，他如果一直稱心如意地坐著官兒，恐怕是很難寫出這種動人的作品的。

至于世界上一些著名的作家，象普希金、高爾基等，大家知道，他們也大都是受損害受屈辱的人。

為什么悲傷的遭遇能促使這些作家在創作上取得偉大的成就呢?

這是因為，在一定條件下：

悲憤出志氣。正如古人所說： “自古英雄不遇時，大都無大志。” (袁枚)而 “傷心人別有懷抱” ，“貧賤足以立志而睿慧” (鄭板橋)。周文王、孔丘、左丘明、孫臏、韓非等人就是在他們遭遇不幸之后，產生了創作的鋼鐵般的意志和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堅強決心和驚人毅力的。司馬遷被判處了宮刑。這不僅終身殘廢，而且是很丟臉的事情。本來他寧愿自殺也不會接受這個刑罰。但他沒有這樣作。他要完成《史記》這部偉大著作。他把這種悲憤化為創作的驚人的意志力和偉大力量。

悲憤出感情。不幸的遭遇往往可以使作家接近人民群眾，了解人民的疾苦，甚至同人民同甘苦共呼吸，增強對壓迫者的仇恨和反抗精神，產生熱愛人民的火一般的熱情，不把這種熱情抒發出來，便食不知味，夜不入寐，象喪魄失魂似的，惶惶不可終日。詩人杜甫的一生，就是窮困潦倒，顛沛流離的一生。所以，他深知人民的疾苦，能夠吟詠出人民的心聲，留下了“千古絕唱”。

悲憤出時間。一個人身居高位，榮顯富貴，八方擁戴，門庭若市，在學問上下工夫的時間本來就不多，加上“懷不足之心，縱然一時稍閑，又有貪淫戀色好貸尋愁之事。哪里有工夫看那道理之書”，作那“塵俗之文”呢!而在被社會遺棄，門庭冷落，無人問津的情況下，倒能擺脫“花花世界”的種種干擾，有充分的時間，坐下來安靜地學習，冷靜的思考，精力集中，目標專一，一心圖文，嘔心瀝血，慘淡經營，用心血澆灌文苑的花朵。正象曹雪芹談到《紅樓夢》時所說： “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這種“不尋常”的“辛苦”，同他“不尋常”的身世與經歷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存在決定意識”，這是符合唯物論的。不幸的遭遇往往成為許多作家取得成就的“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這也是我們應當承認的辯證法。

也許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吧，著名詩人裴多菲在題給某詩人夫人照片時寫道： “聽說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為他是苦惱的夜鶯，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罷，使他因此唱出甜美的歌來。”

多么幽默詼諧呵! 在這幽默詼諧里卻包含了唯物論和辯證法的某些道理。

當然，“悲憤出詩人”這個話，只反映了生活中的一部分事實，并非絕對真理。不能絕對地說沒有悲慘的遭遇就一定寫不出偉大的作品來。也不能認為作家悲慘到根本沒有創作條件時，也能產生偉大的作品。同時，也不能把個人的私憤當作創作的唯一動力。有些偉大的作家恰恰偉大在不以個人恩怨為轉移，而是“以天下為己任”，對人民和國家有高度的責任感，盡管他們個人沒有遭到什么大的不幸，相反地位和生活很優越，卻仍然能為 “后天下之樂而樂”，而 “先天下之憂而憂”。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所說： “古仁人” 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們雖然面對“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 的景象，心中還是憂慮無窮。個人雖 “居廟堂之高” ，仍會“憂慮其民”。因而為人民產生偉大的悲憤之情。這種崇高的悲憤之情，不更可以出偉大的詩人嗎?

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社會主義社會，人民成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在滿腔熱情地建設自己的新生活，作家也應當同人民一樣滿腔熱情地去參予和歌頌這種新生活，寫出反映這個新時代，新社會，新生活的好作品。決不能說只有苦惱才是“藝術的淵源” ，只有抒發愁苦之言的 “苦惱的夜鶯” ，才能唱出甜美的歌來。相反，同人民唱反調，在那里“凄凄慘慘戚戚” ，一味抒發個人的悲憤，那才是藝術的絕癥哩!

(山西人民出版社《美的哲學》)

賞析 人生是一種際遇。然而，“命運的建筑師——那就是你自己”。由于不幸而發憤圖強干出一番偉業的人，古今中外可以拉出一個長長的名單來。本文的特點在于：

一、不僅用令人信服的事例說明，“悲憤”確實鍛造了許多文化巨匠，而且進一步探討了為什么會是如此。所謂“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試想：沒有鴻鵠之志，沒有創造熱情，或者雖有創作愿望和沖動，但時間卻被追逐功名利祿占去，哪里還談得上寫詩作文，哪里還談得上出“人”、成“家”!

二、悲憤固然可以激勵人們立志、創業，然而，為什么而悲、而憤、而作，其思想境界，創造成果，卻是有差別的。悲個人之不幸，憤個人之不得，由是而慘淡經營，固然也會有上乘之作，但象《離騷》、《天問》、《國殤》這樣驚天地、泣鬼神的不朽之作，卻只能出自對國家、民族滿懷深沉之愛、憂患之情的偉大愛國主義者之手。本文沒有停止于單純論證悲憤出詩人一個側面上，而是進一步闡述，即便沒有什么個人不幸，只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博大胸懷，同樣也可以有傳世之作的。相反，“一味抒發個人的悲憤，那才是藝術的絕癥哩!”

雜文、短文也可以避免片面性，本文可以算得上一個范例。同時，本文妙語聯珠，鏗鏘有力，韻味無窮，表現了作者在文字上的功力。

當然，本文也有不足之處，那就是作者在文尾把社會主義社會想象得過于美好，似乎只要“滿腔熱情”去“歌頌”就行了，不應再有什么悲憤意識，否則便會有“同人民唱反調”之嫌。這大約也是受“左”的禁錮太久，“心有余悸”的一種反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