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雅”的末運》原文|注釋|賞析
“五日一山十日一水”的國畫,雪中尋梅閑坐驢背的國詩,走筆比鐘表上的指針不很快的國書,捉麻雀式的太極拳,半點鐘落一子的圍棋……其中趣昧,大非局外人所得悉,無以名之,姑名曰“雅”。
這些雅事,并非如反對者所見的那樣簡單,說是“閑來無事隨便玩玩而已”。雅之至,能使胸懷開朗,忘卻自我——借個玄名可謂已臻“化境”。
我國歷代風雅名流,細數來可以抄訂成冊,而我自己非個中人,也知道不了幾個,所以只籠統地把他們分為真假二大類:真的是很容易得到名利而自己實實感到那是俗事,陶淵明可以作此派代表。假的把雅事作為爭名逐利的業余娛樂,而其代表人物就得抄名冊了。好在我現在只說真的,這個名冊就可以不抄。
真的雅人把生活和自己所嗜的雅事合而為一——“詩人本身就是詩”這句話,在這里可以放大說: “書法家的生命就是字,畫家生命就是畫。”
“雅”而到了“化境”,和參禪一樣,能領悟到佛家所謂“靜”、“定”、“慧”。不管他領悟到的是什么吧,這種心境推國家大事也曾有過用,王陽明的軍中講學雖不是從圍棋入手,可是他的“鎮定”,他的靜中察動,是從“養性”來的。在這養性的過程中,他可以說和“真的雅人”是殊途同歸,只是他把用途推廣了一步。
那末我們現在的人先從做“雅”人入手,是否也可以進到救國?這可以答個十二分可惋惜的答案,曰: “不能。”
先說雅人們所以致雅之道: 雅人的環境,須得先做到個“靜” 字——須得不缺米面,有廚子給做成熟的; 又得離開市井聽不到街上的熱鬧; 最要緊的是飛機不來頭上下蛋……這些條件能夠一一做到的本來就不大容易,加以無論那一種雅事都非有十年八年不為功,而這種不可多得的環境能維持到那么長久,在目下的中國恐不可能——只說飛機也夠難以回避了。
現在已經雅到化境的人出而用事,雖然不必再加火候,也有諸多困難: 靜中養出來的 “鎮定” ,也往往經不起大炮轟擊。孟子的浩然之氣,一生沒有機會到火線上試去,我們不得知道行不行。王陽明先生雖在后方試過,但一來當日的弓弦沒有現在的炸彈響聲大,再則當日的土匪流氓烏合之眾也沒有今日帝國主義那樣復雜,王先生對他們,好像成人看小孩子打架,自不愁措之裕如。若夫現在,敵人先派許多“游歷”之士,來到我們天朝,上自軍國 大事下及貓貓狗狗,大自山脈水道,小至廚房廁所,無不照了像,繪了圖,計了數字(連我們有幾多已臻化境的人物也計算在內),然后擬定了宜下手方案,計何處宜造“事件” ,何處宜建“偽國” “偽會”,何人宜收買,何人宜恫嚇,何事宜 “合作” ,何事宜 “提攜”……方案已定,按部就班作下去,自然無往不利(飛機戰艦,備而不用可也)。這時雅人中縱有幾個王陽明出現,其如人家事先連自列入統計何?
至若陶淵明一類的純潔雅人就更不支了: 東籬是否讓他種菊,南山有沒有義勇軍,到那時誰也不敢保,那么他老先生的 “悠然” 常態也跟著不易保下去。
士大夫們的雅化境,只好讓從前的士大夫獨步了吧! 我們既不生于當時,又非此家子弟,愧不能接受那種優美的文化遺產,讓我們犧牲一點清福先來應付一下時代的俗務。俗務中需要的是“熱”——每一個刺激來了都給它一個適當的反應,感覺靈敏的要負傳達刺激之責,使自己感到刺激,別人也能感到。這工作中也需要詩,也需要畫,并且也有“境”。只是這種化境是“熱”不是“冷”——是熱到血液沸騰不可遏止,不是飛機到頭上來還要在化境中養神。
(《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山西分會月刊》第2卷2期)
賞析 這篇雜文寫于1936年初。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正加緊對華侵略,民族危機十分嚴重,全國人民抗日熱情日益高漲。在這“風沙撲面” “炸彈滿空”的危難年代,一些資產階級文人辦刊物、寫文章,鼓吹“幽默閑適”的小品文,追求超然于抗日運動之外的“致雅之道”。這種不顧民族存亡,一味追求閑情逸致的士大夫文藝觀顯然是十分有害的。本文對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文章開始先用一組傳神的畫面,對風雅名流追求的安逸閑靜境界進行了生動描繪,然后旁征博引,談古論今,用豐富的歷史知識、生動幽默的筆調闡述了造成“‘雅’的末運”的時代原因——雅人所需要的閑適安靜的環境已被侵略戰爭破壞了。作者風趣地說,在“飛機下蛋”、國難當頭的今天,即使陶淵明老先生這樣的“真的雅人”還活著,也難保他那“悠然”常態!因為帝國主義的鐵蹄正在踐踏祖國的大好山河,“東籬是否讓他種菊,南山有沒有義勇軍,到那時誰也不敢保。”在這民族危機,人民奮起抗戰的形勢下,一味追求“雅”的文學,只能是“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平滑”,起到粉飾太平、麻痹人民斗志的作用。為此,作者尖銳指出:當前“也需要詩,也需要畫,并且也有‘境’。只是這種化境是‘熱’不是‘冷’——是熱到血液沸騰不可遏止,不是飛機到頭上來還要在化境中養神。”一切愛國的作家,應當與士大夫的“文化遺產”劃清界限,以沸騰的愛國熱情去表現中華民族的抗日愛國精神,以實際行動去推動抗日救亡運動。
這篇雜文寫得生動活潑,風趣幽默。這一點與趙樹理小說的風格有共同之處。作者善于把風趣、幽默當作一種諷刺手段,用以表達自己的愛憎傾向,批判和糾正錯誤的思想。比如文章把“雅人”們“捉麻雀式的太極拳,半點鐘落一子的圍棋”的閑情逸致,放在“飛機下蛋”的危難環境中描繪,把飛機在頭上,雅人在化境中養神對照起來表現。窮形盡態地顯示出“雅人”的“致雅之道”與危難環境的不和諧,既生動傳神,又風趣幽默,讀之令人忍俊不禁。然而正是在這幽默的情趣中,使我們領略了文章潛在的批判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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