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六逸《中國人的“過多癥”》原文|注釋|賞析

自古以來，中國人有一種無藥醫治的疾病，可以稱為“過多癥” ，例如“財產過多” ，“食物過多”，“女人過多” ，“家具過多” ，“麻將過多”都是。

過多的財產是從剝削貧苦人而來的，或是用其他不正當的方法得來的，正當的商人在今日實在很少。他們只知道守護私有財產。他們的腦里，國家觀念、民族觀念沒有絲毫的存在。在他們，安樂窠是租界，唯一的保鏢者是 “洋大人”。

這幾個月來大家鬧著“航空救國”，東也在捐款，西也在捐款，但是捐款的目標，倒是些并沒有多少財產的人，上海有無數的 “財產過多者” ，從來沒有聽見他們肯把收入的房租捐助若干。

因為 “財產過多” 的原故，“子孫過多” ，“食物過多” ，“女人過多” ，“麻將過多” 等等疾病也同時并發了。

亞拉伯人中何以產生多數的宗教徒，就是因為他們的生活簡單的原故。生活簡單才能勇往直前，無所留戀; 生活復雜就不免左顧右盼，躊躇不決。從前的軍閥有了祖傳的數千萬的遺產，再加上剝削民眾的脂膏，便只曉得替自己買田造屋; 在內戰發生時，他要鼓勵小卒進攻，就說，城打破了我們就有大洋錢和大姑娘，于是部卒用命，居然勝利。到了兵卒們把洋錢拿到口袋里，大姑娘也玩過了，鴉片也抽足了，即是軍閥再催促他們上陣，他們也只得把身上幾顆子彈，無目的地亂放一陣，子彈完了，理應退到后方休養。

中國對外沒有把握，就是受了“過多癥”之害。大將過多，兵卒過多，財產過多，女人過多，既然“過多”，所以北方的土地整塊送掉也不要緊，因為還有江、浙兩省或是廣東、廣西。到了江浙、兩廣真也沒有的時候，走近處則有香港，喜歡走遠則意大利、法蘭西。無論到什么地方，享用依然無窮。所以大家在這大混亂中，不妨使“過多”的東西再“過多”一些，以便在做亡國奴的時候享用。愿意把自己的“過多”減少的是癡子，捐款不免要減少過多的財產，站在對外戰爭的前線不免減少過多的軍隊，大家左顧右盼，等候日本三島陸沉下去，始為聰明的方法。

(1934年10月20日《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版《半日游程》)

賞析 這篇雜文緊扣題目展開論說。所謂“中國人”即指那些“過多的財產是從剝削貧苦人而來的，或是用其他不正當的方法得來的”人。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只知道守護私有財產”，而不顧國家、民族的利益。面臨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他們寧肯喪權辱國，割地賠款，也要拚命保住自己過多的財產、過多的食物、過多的女人、過多的家具和過多的麻將，“以便在做亡國奴的時候享用”。這就深刻暴露出他們賣國求榮、茍且偷安的反動本質。

文章為了揭露上述“中國人”的可恥罪行，在寫法上注意擺事實講道理，并且采用多層次多側面進行對比的藝術手法。文章首先指出在“航空救國”捐款運動中，真正肯于解囊的是那些出于愛國熱情的廣大民眾，而那些“財產過多者”卻象鐵公雞一樣，一毛不拔。其次是用生活的貧富、軍閥在平時和戰時的不同表現，進行由淺入深的對比，形象地說明無產者與有產者在民族危亡時的不同態度和舉動。有產者的“躊躇不決”，無非是為了保住自己“過多的財產”。同樣，中國的封建軍閥，在平時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到內戰發生時，又鼓動欺騙別人為之賣命，目的仍然是保護和擴充自己“過多的財產”。再次是通過對內、對外的比照，把矛頭直指反動當局，揭露他們賣國求榮的罪行。他們對列強的“領土要求”，表現得相當慷慨大方，不惜把大片國土雙手奉獻“洋大人”;而對自己的私產，卻“不妨使‘過多’的東西再‘過多’一些，以便在做亡國奴的時候享用”。

文章為了抨擊所謂中國人的“過多癥”，在短小的篇幅中，竟讓“財產過多，食物過多，女人過多，家具過多，麻將過多”等大同小異的詞組，在行文中三次出現，造成詩一般的復沓形式，以強調和突出這種“過多”，確已釀成無可療救的痼疾。整篇文章充滿諷刺揶揄的意味，這與巧用反語大有關系，如說“大家左顧右盼、等候日本三島陸沉下去，始為聰明的方法”，一語透視出這種人的反動嘴臉和丑惡靈魂。用語之辛辣，說理之透辟，均顯示出雜文特有的戰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