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蒿里行》原文|翻譯|注釋|賞析

[魏]曹操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帝稱號，刻璽于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蒿里行》，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屬《相和歌辭·相和曲》。本是齊國東部士大夫、庶民送葬時所唱的挽歌。曹操運用這一哀傷的曲調來寫亂世人民的苦難、抒發自己深沉的感慨，內容和調式是很合諧的，這是曹操運用舊題樂府的一個特點。

這首詩被人稱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 (鐘惺《古詩歸》)。確實，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公元190年)，關東各郡將領起兵討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術在淮南(今安徽壽縣)稱帝這八、九年間的重大紛繁的歷史事變和社會面貌。重點寫各路軍閥以討伐董卓為名而擁兵自重，爭權奪利， 自相殘殺，形成新的割據局面，從而給人民帶來沉重的災難。

前四句寫諸侯起兵，討伐董卓，以勤王滅賊號召天下。中間六句寫軍閥為了爭奪權勢而互相殘殺。這六句又可分為三個遞進的層次，“軍合力不齊”二句，寫結義兵之初，已然露出危機;“軍合”只是表面上的合， “力不齊”已預示出分裂的危險; “躊躇”二字寫盡這些“勤王”的英雄們畏敵如虎，擁兵自重的心理， “雁行”已預示著必然要分道揚鑣。 “勢利使人爭”兩句，則進一步寫出他們之間終于為了爭權奪利而很快互相殺伐起來。 “淮南帝稱號，刻璽于北方”兩句則舉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袁紹、袁術這兩個堂兄弟竟然成了死對頭，袁術自己要稱帝，大罵袁紹為家奴;袁紹則更陰險，想借用劉虞為帝而號令天下。袁紹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名門望族，當時又兵力最強，其叔父又被董卓所殺，因而自然成了各路諸侯之盟主，曹操在這里舉二袁之爭，可以概見當時亂世群雄的情形。讀了這六句詩，我們仿佛看到這幫軍閥從暗斗以至明爭，終于打得不可開交的一個歷史過程。無怪乎鐘惺說曹操“看盡亂世群雄情形，本初(袁紹字)、公路(袁術字)、景升(劉表字)輩，落其目中掌中之矣。” (《古詩歸》) “鎧甲生蟣虱”以下六句，寫戰爭給士兵和百姓帶來的災難和作者的感慨。“鎧甲生蟣虱”寫戰亂之長，士兵連年征戰，人不解甲，馬不卸鞍，其苦可知; “萬姓以死亡”寫人民在戰亂中死喪殆盡，可見戰禍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用簡括的語言描繪出一幅戰亂中的凄涼悲慘的圖畫。從視覺感受上說，彌望中，縱橫于野的白骨，是那樣慘白;從聽覺感受上說，茫茫大地死一樣沉寂，沒有一點生命的氣息，雞鳴狗吠，這些尋常的莊戶聲氣都不聞于耳了。作者收視反聽， 自然要痛斷肝腸了。作者在寫這段紛繁的歷史事變時，從大局著眼，從關節處入手，提綱挈領，舉重若輕，善于突出重點，使人感到詩人自是站在高處，全局在胸，所以運筆自如，簡勁有力。從“史”的角度說，這首詩真不啻就是一首漢末良史。

但這首詩，最動人的還是作者的“詩情”。從情的角度分析，這首詩也是脈絡分明的。前四句，可以說寫詩人起初的愿望。 “關東義士”雖可泛指諸路將領，但我以為主要是曹操隱然自指。曹操興義兵，討群兇是其本心，尤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兩句，正可謂是曹操開始追求的目標：他想大家合兵于孟津對洛陽構成一種進逼的勢態，一旦洛陽得手就可打開進攻長安的門戶，就可完成滅賊勤王的大計。這在《三國志·武帝紀》中講的是很清楚的。中間六句寫曹操的失望。他沒有料到這些軍閥竟然這般卑鄙，因而大有“豎子不足與謀”的感慨，鄙視和痛恨之情感溢于言表。最后六句寫曹操的哀傷，他既是傷生民之苦，也是傷自己整頓乾坤宏愿的受挫。從曹操情感發展的線索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以天下為己任，救萬民于水火的博大胸懷和深摯情感。這才使這首詩具有“詩史”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