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寫文章向報刊去投稿，記得大概是我16歲那一年。中學生寫的“作文”，被錄用的機會當然是很少的。有一次一篇短文被上海《時報》的副刊錄用了，得到的稿酬是“有正書局書券二角”，就是憑這張券，可以到有正書局去買兩毛錢的書。“五四”運動之后，我參加了《浙江新潮》社，除在這個刊物上寫過一些文章之外，還寫了一些雜文、隨感投到北京的《新青年》、上海《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和《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但是現在能回憶起來的， 只有《新青年》作為“讀者來信”登出了一篇，好像還在《覺悟》上發表過幾篇， 可是連題目也記不起了。

1920年到日本， 先是為了考官費， 后來是功課忙， 有一段時間沒有動筆， 后來讀了郁達夫、陶晶孫的短篇， 忽動寫小說之念，一口氣寫了五篇， 陸續寄給上海創造社辦的刊物，結果是有的批上“不用”兩個字，有的連這兩個字也沒有，一篇篇地全退回來了。這件事打消了我寫小說的念頭。此后十二三年中一直從事翻譯， 一以練筆，二以糊口。1930年加入了 “左聯”， “左聯”機關刊物要我寫文章，也只寫了一些《歐洲文藝動態》、《高爾基新作簡介》之類的東西，在“一·二八”抗戰時期寫過一兩篇類似報告文學的速寫。1932年到明星影片公司，50年代出的《中國電影發展史》里說我寫過幾個電影劇本。其實，這些所謂“劇本”，都是電影公司老板和導演提出一個故事，在編輯會議上討論，然后寫成梗概，再由這部影片的導演和我商量，替他出點點子，增改一些情節，然后由我給他們寫出一個類似電影文學劇本的草稿。因此，那些影片里面雖然有我的想法、設計，乃至臺詞等等在內，但實質上說，這些都不能算是我的“創作”。我專心地寫雜文、隨筆，是在1933年， 搞影評運動的時候開始的， 但寫的數量也不多。

1935年， 一連串的黨組織遭到破壞的事件，迫使我在一家小公寓里隱蔽了半年多。在這一段時間里，我是名副其實地足不出戶，也不能和外面通消息， 于是， 只能看些舊書、筆記……作為消遣。日子久了，忽然又發生了利用這個機會寫點東西的念頭。我在這個時期內寫了兩個多幕劇和初步整理了 《包身工》的材料。1935年到1936年，是一個時局變化最激烈的時期， 當我重新和文藝界接觸的時候，主要的工作已經不是文藝運動， 而是救亡運動了。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就用各種化名在許多報刊上寫鼓吹團結抗戰的文章。這些都只能說是政論，或者時評，數目雖然相當多，但沒有一篇是自己覺得滿意的。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了， 我奉命辦《救亡日報》， 從此當了12年的新聞記者。這段時期也寫過幾個劇本，但多半是在辦報和統戰工作的業余時間搞的“自留地”。在這12年內，按寫的東西的種類來排，最多的是社論、每周時事述評，這一類文章占了我畢生寫作的最大部分;其次是偶有所感而寫的雜文、散文、隨筆;再其次才是話劇(這一段時間沒有寫過電影劇本)。在桂林辦《救亡日報》時期，我每天寫一篇1000字左右的社論(除因病有幾次由廖沫沙同志代筆外)，有時還得寫一些新聞報道和補白。最近粗粗估計了一下， 在這12年中，我大概寫過四五百萬字，就形式說，除詩之外，什么東西都寫，但說實話，什么也沒有寫好。文章寫多了，常常自己也覺得膩，但回頭看一看， 自己覺得可安慰的一是在吃大鍋飯和不拿稿費的情況下，一直沒有偷懶;二是寫下來的東西里也有一些在當時或事后還可以使敵人受到一點傷害。我平生最怕被人叫做什么什么家， 只想做一個誠實的新聞記者， 寫這些文字根本就沒有保留的意思， 印在報上或雜志上之后，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就很快地忘掉了。在抗日戰爭中和抗戰勝利后，幾位好心的朋友曾給我編印了5本雜文、隨筆集子， 這就是：《此時此地集》、《長途》、《邊鼓集》、《劫余隨筆》、《蝸樓隨筆》。解放以后，我擔任了行政工作， 寫作的時間就少了。但每天寫一點東西的習慣一旦養成了之后，要戒掉也是很困難的。因此， 《新民晚報》在上海復刊的時候，我還應趙超構同志之約，化名給他每天寫幾百字的短文，大約持續了半年以上。此后，就是寫應景文章和在文藝界集會上講話的文稿。盡管這樣，我在這一時期寫的雜文也引起過兩次不小的波瀾。一次是1956年寫的《廢名論存疑》， 另一次是1962年寫的《從點戲談起》，這些事現在想來都很滑稽。但是，就拿《從點戲談起》這篇不滿1000字的文章來說吧， 當時就有人說，這是諷刺某某人，批評某某人，或者是某某人授意寫的。從這件事看， 我以為某些神經衰弱的人拿起鏡子來照一照自己， 可能都會有一點阿Q的影子吧。

這次應三聯書店之約，重新編印了一部我的雜文隨筆選。這本書是我所寫的雜文隨筆之類的文章的選集， 包括前面說過的5本小冊子和解放后出版的《雜文與政論》的大部分作品。從時間上說，這里收集的是抗戰前后直到現在的文章。時過境遷， 有些文章已經失去了它的作用， 還有不少是過年過節應報刊編者要求而寫的應景文章，這些東西都刪去了。大凡我自己還有一點印象的文章， 都收進去了。這樣編集， 內容必然很雜，除了戰爭時期的隨筆、雜感之外，數量較多的是我自己寫的劇本的序文、后記和有關戲劇運動的文章。由于整個集子大體上是按照幾本小冊子的出版順序和文章發表的年代編排的， 所以體例上顯得不很統一，特別顯眼的是《長途》、《走險記》、《廣州在轟炸中》這些介于新聞報道和速寫之間的文章，很難排在適當的地位。其中也有一些“遵命文學”，《論〈十五貫〉的改編》就是周恩來同志看了《十五貫》之后指定要我在兩天之內趕寫出來供座談會討論的。在這種情況下寫的文章， 當然在行家看來是淺陋的。

收在這本集子里的文章，除明顯的誤植和為了欺蒙審查官而有意用的曲筆之外，我都沒有改動。時間差不多過了半個世紀，世界起了很大的變化， 自己在顛沛中也獲得了一些長進，但墨寫的字是刀也砍不掉的。我以為還是一仍其舊為好。這樣做也另有一層意思，就是留下這些記錄，讓現在的讀者知道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這些人在蔣管區的遭遇。

從抗戰開始，我一天不寫東西的日子幾乎是沒有的，但這里有個很大的例外，那就是從1964年到1978年5月之間的15年，我完全擱了筆， 理由就不必在這里細說了。

由于我年來視力衰退，此書的收集、編排、校勘等工作，得到了范用、魏紹昌、常君實、黃會林等同志的幫助， 對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特別要感謝的是我的老戰友廖沫沙同志，帶病給我寫了那篇認真的但也使我感到慚愧的序言。

1979年12月17日

(《夏衍雜文隨筆集》，三聯書店，1980年出版。)

賞析 時間的流逝、空間的阻礙未能中斷夏衍對往昔歲月的清晰記憶。16歲時，他的一篇短文被上海的《時報》副刊錄用了，得到的微薄稿酬又換來了“兩毛錢的書”;英姿颯爽的“五四”小伙子意氣風發地給《新青年》、《學燈》、《覺悟》接連投稿，可只有“《新青年》作為‘讀者來信’登出了一篇”;讀了郁達夫的小說，忽動了寫小說之念，一口氣寫了5篇，結果是全軍覆沒，從此打消了寫小說的念頭;到明星影片公司后，所寫的劇本主要是由公司老板和導演提供一個故事，再由他出點點子，增改一些情節，但是， “這些都不是我的‘創作’”。這里，作者有自謙，也有絕不因時過事移而自詡自吹自我粉飾的真誠與坦蕩，更多的是對自己創作起點的甜蜜回味。他將那種孟浪少年對于文學的朦朧向往，生活拮據時代對藝術的癡情留戀， 自然而又樸實地徐徐道來。

而立之年的夏衍也無怨無悔。從這個時候開始，夏衍開始用化名在許多報刊寫鼓吹團結抗戰的文章，他寫了為數不少的政論與時評，也開始從事報告文學的創作，這些包括《包身工》在內的作品的成功推出，為夏衍贏得了聲譽。更為難得的是，從1937年奉命辦《救亡日報》，在12年內，他大概寫了四五百萬的雜文與隨筆，這類文章占了他畢生寫作的絕大部分。

但是，他感到安慰的， “一是在吃大鍋飯和不拿稿費的情況下，一直沒有偷懶;二是寫下來的東西里也有一些在當時或事后還可以使敵人受到一點傷害。”相反，他對自己在1956年所寫的兩篇文章引起的風波與爭執作了詳細的介紹，《后記》敘述到： “這些事現在想來都有些滑稽”， “就拿《從點戲談起》這篇不滿1000字的文章來說吧，當時就有人說，這是諷刺某某人，批評某某人，或者是某某人授意寫的。從這件事看，我以為某些神經衰弱的人拿起鏡子來照一照自己，可能都會有一點阿Q的影子吧。”這不是夏衍睚眥必報，借寫后記傾泄以往的個人恩怨，而是內隱深刻的歷史悲哀與內心隱痛。視寫作為其生命的夏衍，到了知天命之年，一寫就會被戴帽子，打棍子。這種傷害對夏衍是極為深重的。與此相比，任何作品的得失倒近于無關緊要，以至于在他的記憶中消散或隱沒了。

就這樣，夏衍在表面上似乎只是將從文以來的經歷瑣細地一一寫來，但是其材料選擇卻是詳實有別，疏密相間的。文章雖無跌宕之興，卻有起伏之義。平實的敘述自然形成兩種對比明顯的畫面：一幅是充滿了生機與樂趣的寫作之樂;另一幅是充斥著枯燥、壓抑氣息的不能寫作之痛。兩相對照，不僅給人以鮮明的印象，而且睿智巧妙地顯露了文章的鋒芒。

接下來，作者對收入《夏衍雜文隨筆集》的文章及其體例編排作了簡要介紹。在謙虛的自我評價中，再一次提及他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之中，從來沒有放棄以筆做武器的斗爭生涯。一方面，作者想讓現在的讀者知道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在蔣管區的遭遇，知曉他們雖然沒有生活在解放區，卻也為了民族的解放盡了全力的事實。另一方面，也同樣是通過虛實手法進行材料剪裁，以兩種時空、兩種生活、兩種心境、兩種氛圍的對比來傳達他遺恨終生的晚年歲月。當讀者讀到“從抗戰開始，我一天不寫東西的日子幾乎是沒有的，但這里有個很大的例外，那就是從1964年到1978年5月之間的15年，我完全地擱了筆，理由就不必在這里細說了”時，沒有人不為夏衍這位民族斗士在血雨腥風的日子時筆耕不輟，卻不得不在1964年后長達15年時間被迫輟筆的痛苦有切膚之感，所謂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夏衍正是以不寫之“寫”的手法，以靜寫動、以顯寫隱，深刻地描述出一己之恨、一個時代之怒。文章無一怒詞而字挾風霜，無一貶語而聲成金石，充分展示了他隨筆寫作中獨特的“曲筆”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