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人生識字胡涂始》原文與賞析

中國的成語只有“人生識字憂患始”，這一句是我翻造的。

孩子們常常給我好教訓(xùn)，其一是學(xué)話。他們學(xué)話的時候，沒有教師，沒有語法教科書，沒有字典，只是不斷的聽取，記住，分析，比較，終于懂得每個詞的意義，到得兩三歲，普通的簡單的話就大概能夠懂，而且能夠說了，也不大有錯誤。小孩子往往喜歡聽人談天，更喜歡陪客，那大目的，固然在于一同吃點心，但也為了愛熱鬧，尤其是在研究別人的言語，看有什么對于自已有關(guān)系——能懂，該問，或可取的。

我們先前的學(xué)古文也用同樣的方法，教師并不講解，只要你死讀，自己去記住，分析，比較去。弄得好，是終于能夠有些懂，并且竟也可以寫出幾句來的，然而到底弄不通的也多得很。自以為通，別人也以為通了，但一看底細(xì)，還是并不怎么通，連明人小品都點不斷的，又何嘗少有?人們學(xué)話，從高等華人以至下等華人，只要不是聾子或啞子，學(xué)不會的是幾乎沒有的，一到學(xué)文，就不同了，學(xué)會的恐怕不過極少數(shù)，就是所謂學(xué)會了的人們之中，請恕我坦白的再來重復(fù)的說一句罷，大約仍然胡胡涂涂的還是很不少。這自然是古文作怪。因為我們雖然拚命的讀古文，但時間究竟是有限的，不像說話，整天的可以聽見; 而且所讀的書，也許是《莊子》和《文選》呀，《東萊博議》呀，《古文觀止》呀，從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讀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駁雜，腦子給古今各種馬隊踐踏了一通之后，弄得亂七八遭，但蹄跡當(dāng)然是有些存留的，這就是所謂“有所得”。這一種“有所得”當(dāng)然不會清清楚楚，大概是似懂非懂的居多，所以自以為通文了，其實卻沒有通，自以為識字了，其實也沒有識。自己本是胡涂的，寫起文章來自然也胡涂，讀者看起文章來，自然也不會倒明白。然而無論怎樣的胡涂文作者，聽他講話，卻大抵清楚，不至于令人聽不懂的——除了故意大顯本領(lǐng)的講演之外。因此我想，這 “胡涂” 的來源，是在識字和讀書。

例如我自己，是常常會用些書本子上的詞匯的。雖然并非什么冷僻字，或者連讀者也并不覺得是冷僻字。然而假如有一位精細(xì)的讀者，請了我去，交給我一枝鉛筆和一張紙，說道，“您老的文章里，說過這山是 ‘崚嶒’的， 那山是 ‘峻巖’ 的，那究竟是怎么一副樣子呀?您不會畫畫兒也不要緊，就鉤出一點輪廓來給我看看罷。請，請，請……”這時我就會腋下出汗，恨無地洞可鉆。 因為我實在連自己也不知道“崚嶒”和 “峻巖”究竟是什么樣子，這形容詞，是從舊書上鈔來的，向來就并沒有弄明白，一經(jīng)切實的考查，就糟了。此外如“幽婉”，“玲瓏”，“蹣跚”，“囁嚅”……之類，還多得很。

說是白話文應(yīng)該“明白如話”，已經(jīng)要算唱厭了的老調(diào)了，但其實，現(xiàn)在的許多白話文卻連“明白如話”也沒有做到。倘要明白，我以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識非識的字放棄，從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詞匯，搬到紙上來; 也就是學(xué)學(xué)孩子，只說些自己的確能懂的話。至于舊語的復(fù)活，方言的普遍化，那自然也是必要的，但一須選擇，二須有字典以確定所含的意義，這是另一問題，在這里不說它了。

四月二日。

【析】 1933年9月29日上海 《大晚報》 副刊《火炬》 上發(fā)表了施蟄存的 《書目》，向青年推薦 《莊子》 《文選》。魯迅于同年10月6日在 《申報》 《自由談》上刊登了 《重三感舊》一文，批評了以施蟄存為代表的復(fù)古傾向。施蟄存對魯迅的批評不服，他寫文進(jìn)行了反批評。于是在當(dāng)時上海就掀起了關(guān)于《莊子》《文選》的爭論。雖然這次爭論已過近兩年，但魯迅猶未忘懷，仍繼續(xù)在此文中深化他之所以反對從《莊子》《文選》等古書中找活字匯的看法。

魯迅首先贊揚孩子學(xué)話的本領(lǐng)，他們“沒有教師，沒有語法教科書，沒有字典”，但他們卻學(xué)得很快，因為他們是在實踐中學(xué)，是在活的語言環(huán)境中學(xué)。這種學(xué)習(xí)方式就是魯迅在本文中所說的 “小孩子往往喜歡聽人談天，更喜歡陪客，那大目的，固然在于一同吃點心，但也為了愛熱鬧，尤其是在研究別人的言語，看有什么對于自己有關(guān)系——能懂，該問，或可取的”。盡管孩子們很幼稚，但由于是在語言環(huán)境中學(xué)習(xí)活在人們口頭上的言語，他們就學(xué)習(xí)很快。可是在當(dāng)時的一些復(fù)古派人物卻反其道而行之，主張從古書中找活字匯。魯迅在《古書中尋活字匯》中就說：“古書中尋活字匯，是說得出，做不到的，他在那古書中，尋不出一個活字匯”，這是因為現(xiàn)代人說的口語與書面語言是一致的，而古書中的字匯是古人的書面語，即使在古代也不是人人都懂，而當(dāng)代的人就更難從中找到活字匯。退一步講，有人看了六臣注之后，他可以懂得《文選》，但對沒有看過六臣注的青年說，“眼前卻還是死家伙。所以他必須看白文”①。魯迅還指出，那些鼓吹從古書中找活字匯的人，自己也未必真懂得古文，他們“自以為通文了，其實卻沒有通，自以為識字了，其實也沒有識”。魯迅在這里說的就是由劉大杰標(biāo)點，林語堂校閱的《袁中郎全集》中出現(xiàn)的斷句錯誤。如該書中《廣莊·齊物論》中的一段，正確的標(biāo)點應(yīng)為：“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 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劉大杰則點為“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②所以魯迅說：“自己本是胡涂的，寫起文章來自然也胡涂，讀者看起文章來，自然也不會倒明白。”這就是不識字倒沒有什么，識了字反而胡涂起來，不就是“人生識字胡涂始”嗎? 魯迅也聯(lián)系自己的實際說明從古書中找活字匯之不可取。他在寫作中也常用些古書中的字匯，但只是囫圇吞棗。他說：“假如有一位精細(xì)的讀者，請了我去，交給我一枝鉛筆和一張紙，說道： ‘您老的文章里，說過這山是‘崚嶒’的， 那山是‘瑒巖’ 的， 那究竟是怎么一副樣子呀?你不會畫畫兒也不要緊，就鉤出一點輪廓來給我看看罷，請，請，請……’這時我就會腋下出汗，恨無地洞可鉆。因為我實在連自己也不知道‘崚嶒’和‘瑒巖’究竟是什么樣子”。

在通過他人和自己兩個不同角度論證從古書中找出活字匯之不可取后，我們也就不難看出復(fù)古派主張的荒謬了。在這前提下，魯迅正面提出了他的主張：白話文應(yīng)是“明白如話”。它應(yīng)是活在人們口頭上的言語：“從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詞匯。”

這是一篇日常談話體的雜文，它用談話的方式講別人，也說自己，因而讀來親切自然，生動活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