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無叫我為這書作跋， 于我倒是有意思的事情， 對于啟無卻未必。夫明清諸大家的文字很會自己說話的，何用后生小子來岔嘴;其不可一也。對景掛畫雖好，班門弄斧則糟;其不可二也。當這年頭兒來編印此項文件， 已經有點近乎自暴自棄，何況去找壓根兒未嘗“浮起”的人來做序跋，這簡直是有意自己做反宣傳;其大不可三也。所以我替啟無再思再想，真真一無所取。然而我非啟無，沒法叫他不來找， 做不做在我，找不找在他。再說他既經說到找到， 反正推托不了的， 不如老實說我不曾想到推托，干脆，而且做跋比做序還容易，據說如此。我謝謝啟無給我這一個好機會。

序跋之類照例總直接或間接地解釋那作品，我尋閱這書的目次卻覺得無此必須。這都是直直落落， 一無主張，二無理論，三不宣傳的文字， 只要喜歡看， 一看至多兩看總明白了。若不喜歡， 看煞也不明白，解釋也不會再明白，反而愈說愈胡涂哩。以下的話只為著和這書有緣法的人作一種印證而已，說服誰， 不曾想。

這些作家作品之間，似乎找不到什么公共之點， 若說是趣味吧，阿毛阿狗也都有趣味的。一定要去找， 那么他們都在老老實實地說自己的話， 可算惟一的特色。所感不同， 所說不同，說法亦不必盡同，可是就這一點看，他們都是“忠實同志”哩。

夫小品者旁行斜出文字之別名也， 舉世同病自古如此， 別提此刻了。“你想旁行斜出的都說著自己的話， 那么正道的再說點什么好呢?”“不知道嗎?笨啊，說人家的話喲!”這兒所謂人家事實上只是要人， 人而不要，咱們的正統文豪決不屑于代他們立言的，或者是圣賢，或者是皇帝， 或者是祖師，是這個，是那個，是X， 是Y……什么都是， 總不是自己。

就文體上舉些例罷，最初的“楚辭”是屈宋說自己的話，漢以后的“楚辭”是打著屈宋的腔調來說話。魏晉以前的駢文，有時還說說自己的話的， 以后的四六文呢， 都是官樣文章了。韓柳倡為古文， 本來想打倒四六文的濫調的， 結果造出“桐城謬種”來， 和“選學妖孽”配對。最好的例是八股，專為圣賢立言， 一點不許瞎說， 其實《論語》多半記載孔子的私房話。可笑千年來的文章道統， 不過博得幾種窠臼而已。既要替人家立言，就不得不為人家設身處地的想一想。不幸所謂圣賢皇帝開山祖師之流，他們的意思不容易猜，就算您是文豪也許不成;即使猜著了，有時也未便仔細揣摹。活靈活現自己做起圣人皇帝祖師來， 總也不大好吧。那就自然而然的會落到一個圈套里，這叫做窠臼，或者叫濫調，恕我又有一比，真正的老頭子，娘們，土豪劣紳總是各式各奇的，至于戲臺上的胡子，衫子， 大花臉，二花臉，顛來倒去只這幾種版本而已。這是簡化，——是否醇化粹化，卻說不上來。

既如此，小品文倒霉， 豈不是活該。在很古很古的年頭早已觸犯了天地君親師這5位大人，現在更加多了， 恐怕正有得來呢。正統的種子，那里會斷呢。說得漂亮點， 豈不可以說倒霉也是僥幸，可以少吃點冷豬肉;若說正經話， 小品文的不幸， 無異是中國文壇上的一種不幸，這似乎有點發夸大狂，且大有爭奪正統的嫌疑，然而沒有故意回避的必要。因為事實總是如此的：把表現自我的作家作物壓下去，使它們成為旁岔伏流， 同時卻把謹遵功令的抬起來，有了它們， 身前則身名俱泰， 身后則垂范后人， 天下才智之士何去何從， 還有問題嗎! 中國文壇上的黯淡空氣， 多半是從這里來的。看到集部里頭， 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昏昏欲睡，便是一例。

不但命運欠亨而已， 小品文的本身也受著這些不幸的支配。這些文家多半沒什么自覺的。他們一方面做一種文章給自己頑， 一方面做另一種文章去應世， 已經是矛盾了。再說一句不大恭敬的話， 他們恐仍不免有大小高下偏正之見， 所謂大的高的正的， 自然還是那些使人昏睡的家伙，這簡直有點可笑了。

古人是否有些矛盾和可笑，暫且不問， 我們一定受到相當的損失。沒有確實自信的見解和定力的，也不容易有勇猛精進的氣魄， 即使無意中旁行斜出，走了不多遠就此打住了。這果然一半為時代所限， 不容易有比較觀照的機會， 然而自信不堅， 壁壘不穩也是一個大毛病。他們自命為正道， 以我們為旁斜是可以的，而我們自居于旁于斜則不可;即退了一步，我們自命為旁斜也未始不可， 而因此就不敢勇猛精進地走，怕走得離正軌太遠了，要摔交，跌斷脊梁骨， 則斷斷乎不可。所以稱呼這些短簡為小品文雖不算錯，如有人就此聯想到偏正高下這些觀念來卻決不算不錯。我們雖不龂龂于爭那道統，可是當仁不讓的決心，絕對不可沒有的。——莫須有先生對我蓋言之矣。

準此論之，啟無選集明清諸家之作以便廣布，至少是在那邊開步走，所以即使賠錢貼工夫， 以至于挨罵都是值得的。在初編此書時他來問我，我說可以一集二集三集的連續下去，現在也還是這個意思，就當作跋尾看罷。

1930年9月13日，北京。

(本文選自《雜拌兒之二》，上海開明書店1933年版。)

賞析 《近代散文鈔》一書原題作《冰雪小品》，是啟無選集明清諸家小品文作品在30年代出版的。

俞平伯的《近代散文鈔》跋，寫于1930年9月13日。

本跋開頭就顯示出不同凡響。一般人寫序作跋總要自謙幾句，而俞先生盡管也表述了作序、跋的3個“大不可”，但他還是很獨特地說， “啟無叫我為這書作跋，于我倒是有意思的事情”。還說， “我謝謝啟無給我這一個好機會”。既然要寫序作跋， 自謙的老一套必然給人厭煩的感覺，不如說句痛快話。“有意思的事情”，是“一個好機會”，不僅不使人感到狂妄，倒讓人感到不落俗套，并且真實自然。

接下去作者用大部分筆墨去糾正人們對小品文的一種偏見。

小品文是散文的一種。它的特點是深入淺出、夾敘夾議地講一些道理，或者簡明生動地敘述一件事情。我國古代就有這種文體， 明清更為盛行。但是，人們一直有一種偏見， 認為小品文是一種“旁行斜出”的文字。人們之所以這樣看小品文，是因為它不是替圣人立言的，它是說作者自己的話的。在俞平伯看來， “小品文的不幸，無異是中國文壇的一種不幸，這似乎有點發夸大狂，且大有爭奪正統的嫌疑，然而沒有故意回避的必要。因為事實總是如此的：把表現自我的作家作物壓下去，使它們成為旁岔伏流，同時卻把謹遵功令的抬起來，有了它們，身前則身名俱泰，身后則垂范后人，天下才智之士何去何從，還有問題嗎!中國文壇上的黯淡空氣，多半是從這里來的。”作者把人們對小品文的偏見，提到了“中國文壇的一種不幸”的高度來認識。乍一看來，似乎言過其實;但看了下文，又讓人覺得言之有理，而且是從一個很高的層面觀察和分析這個問題。也許正是由于統治者不看重小品文，小品文才得以自由地表現自我，表現個性。盡管小品文被視為“旁行斜出”、“旁岔伏流”，卻產生了不少有思想個性，有藝術特色的作品。盡管統治者把“謹遵功令”的文人和作品抬了起來，但被抬起來的東西不可能有長久的生命力。俞平伯說，這些文人“身前則身名俱泰”是對的;說他們“身后則垂范后人”，如果是就統治者欲起一種示范作用來理解是可以的，如果真以為他們可以垂范后人，那就錯了。俞先生深刻地指出，“中國文壇上的黯淡空氣，多半是從這里來的。”可以說歷代統治者都或多或少地抬高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文人和作品，壓抑有思想個性，特別是具有反叛思想的藝術作品。統治者的這種做法確實嚴重制約著文學藝術的發展。說到這里，我們不得不佩服俞先生不平凡的識見，他竟然能在為一個小品文集子作的跋中，談出這么重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已經越出了小品文和文學的領域。

說了這么重大的問題后，作者并沒有停下，他接著談不幸之中的不幸，是小品文作者自己也有“大小高下偏正之見”，而所謂大的高的正的，卻是那些使人昏睡的家伙。由于這種意識的限制，由于沒有自信，小品文作者不容易有勇猛精進的氣魄，“即使無意中旁行斜出，走了不多遠就此打住了。”俞先生深挖了小品文作者自身的局限，當然這是時代的局限，幾乎不可避免。他最后為自己的議論作結：“稱呼這些短簡為小品文雖不算錯，如有人就此聯想到偏正高下這些觀念來卻決不算不錯。”

作者用大部分篇幅談人們對小品文的偏見，似乎與所序的集子無關。他也說，“序跋之類照例總直接或間接地解釋作品，我尋閱這書的目次卻覺得無此必須。”但我們讀完全篇后，卻覺得它決不是超出了序、跋的范圍。撇開有關直接談及《近代散文鈔》的文字不說，單就此跋的論述主體部分而言，與這個集子是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是一種有著內在的深遠溝連的關系。正因為如此，作者才在這不起眼的談小品文的跋中，作出了一篇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