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②漢唐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③，人有余力。及天命已去， 人心已離， 有挺然獨出于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 后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 其有功于名教為何如哉!

丞相文公， 少年趠厲^④， 有經濟^⑤之志; 中為賈沮^⑥， 徊翔外僚^⑦。其以兵入援也^⑧， 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⑨也，降表具矣; 其往而議和也， 冀萬一有濟^⑩耳。平生定力⁽¹¹⁾， 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為， 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 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 可為即為，逸于淮，振于海。真不可為矣， 則惟有死爾。可死矣， 而又不死， 非有他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¹²⁾，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¹³⁾裸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此志也， 雖與嵩、華⁽¹⁴⁾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 而未有有為若公者， 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

孫富為湖廣省檢校官⁽¹⁵⁾，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盧陵劉岳申⁽¹⁶⁾所為傳，將刻之梓⁽¹⁷⁾，俾⁽¹⁸⁾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錄》⁽¹⁹⁾，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 而訝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中日星， 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 則有待于是焉。若富也， 可謂能后者已。

元統改元⁽²⁰⁾十二月朔，參議中書省相臺許有壬序。

(“四庫全書”本《圭塘小稿》)

注釋 ①《文丞相傳》——元朝劉岳申根據文天祥的遺著和自己的見聞所作的傳記，詳細記載了文天祥的一生，較《宋史》的《文天祥傳》更為翔實。②軼——超越、超過。③雜遝——雜多、紛亂。④趠厲——精神振奮，議論縱橫。趠，同“踔”。⑤經濟——經世濟民，治理國家。⑥中為賈沮——中途為賈似道所阻。賈似道， 南宋末權臣，曾專權多年，把持朝政。沮，阻止。⑦徊翔外僚——指文天祥因迕賈似道被貶斥外放。⑧其以兵入援也——指德祐元年(1275)，元兵東下，文天祥在贛州組織義軍，入衛臨安(今浙江杭州)。⑨鈞軸——國家政務重任。這里指文天祥于1276年出任右丞相。⑩濟——成功。(11)平生定力——指文丞相以身報國之志。(12)昔則在己，今則在天——意指文天祥被拘大都之后，命握敵手，欲死不得。(13)膚敏——聰敏。《詩·大雅·文王》：“殷士膚敏。”毛傳： “膚，美;敏，疾也。” (14)嵩、華——嵩， 嵩山，在河南登封縣。華，華山，在陜西華陰縣南。(15)檢校官——官名， 負責查核、察看。(16)提舉——官名，宋代以后設立主管專門事務的職官，以提舉命名。劉岳申——字高仲，吉安人，生卒年不詳，約元武宗至大前后在世。以吳澄薦，召為遼陽儒學副提舉。著有《申齊集》。(17)梓——印刷。(18)俾——使。(19)《吟嘯集》、《指南錄》——均為文天祥的詩集。詩作多洋溢著愛國激情。(20)元統改元——元統，元順帝年號(1333—1335)。改元，君主、王朝改換年號，每個年號開始的一年為元年。元統改元，即元統元年。

賞析 華夏自古多義士，而在改朝易代、民族危亡之際則尤甚。愛國英雄文天祥以其矢志不渝的報國壯舉和“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書寫了有宋一代三百年間最輝煌的歷史篇章。他的業績，彪炳千古;他的精神，光照日月。故傳其人，錄其事，表彰其精神，以激勵后人。元人劉岳申據文山遺著及其見聞所作的《文丞相傳》，詳細記錄了文丞相的生平事跡，敘寫了其傲然不屈的生命歷程，其豐富翔實， 為其他有關文天祥的傳記不及。丞相之孫文富得此傳，欲以刻印，請作者為序，于元順帝元統元年(1333)撰成此文。

該序以論述文天祥的業績為主，極力稱揚文丞相為人之“光明俊偉”，磊落一世，在主人公的可傳之點上養氣蓄勢。環境愈是艱險，愈見人物不凡，作傳傳世愈顯其價值。作者遵循此旨，精心結構，刻意為文，或敘事，或議論，圍繞著“可為”與“不可為”、“生”與“死”的矛盾對壯士之抉擇予以剖析，縱橫捭闔，回環轉折，闡明丞相平生心志與作者的深情敬仰之意，讀來頗感氣勢雄渾。其間情之切，理之足，力透紙背。

為人作序，作者并不從受請說起，而是遠宕一筆，大談宋代養士之盛，養士之功。養士， 旨在倡名教，樹楷模，傳百世。對養士初衷的概括，乍看似嫌遙遠，與傳難相契合，實則是作者有意將距離拉開，預設了一個評人品事的標準、尺度，為下文頌揚文天祥的功業張本。接著，序文夾敘夾議，盛贊文丞相為人之忠義貞節。文公少有“經濟之志”，雖歷經磨難，出生入死，卻“萬變不渝”。在南宋大勢已去時，率兵弛援;在降表已具時， 出任丞相;在兵臨都城時，往而議和。作者在此援引了文丞相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幾次壯舉， 以史實證明其欲力挽狂瀾的經世報國之志。然僅此幾例尚不足以展示文丞相的真精神。于是，作者縱筆開掘，引其言，推其心，將人物置于生與死的抉擇困境中以窺其真面目。國之存時，其“當死不死”， “可為即為”，茍活于百般“可死”之后，是為“將以有為”;而當君死國亡之際， “真不可為”之時， 則視死如歸，舍生取義。作者在最普通而又最本質的生與死、可為與不可為之間反復論證，擇取最易展現人生氣節的生死問題來將文丞相竭力而為、知其必死而不畏死的英雄氣概闡發無遺。經過上述的層層論證，承前文之鋪墊，得出結論：在“天命已去， 人心已離”之時、做到“挺然獨出于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可見，合于宋養士之功的，三百年間惟有文天祥一人，作者于此為文丞相定了格。

作者頌揚文天祥的功績，不為空言，處處以事理為據。敘事，抓住要旨;論理，則由事而發，推其志，示其心。序文或論斷，或辨析， 曲折為文， 回腸蕩氣，筆端蘊含著豐富的感情，令人感到深同此理。序文之末轉至本題，說明了傳之由來及為文丞相作傳傳世的意義，補上了為文作序不可短缺的一筆。許氏感其行，崇其人，早惋嘆其傳不見于世。今之將傳，感慨系之，故深情為文，慰文公，勵后人。

此為傳序，但作者不涉傳之優劣，不評其文野，卻暢言文公之精神、行止瑰偉磊落，卓然一世，行文中寓含著對作傳、刻傳之舉的肯定。序文雖短，卻雄渾雋永，撼人心魄。其句式安排上的駢散相兼，長短錯雜，均因情而用，與論理相諧，陡增序文奪人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