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統(tǒng)^①散而小說興。始乎周季， 盛于唐， 而寖淫^②于宋。韓非、列御寇諸人^③，小說之祖也。《吳越春秋》^④等書， 雖出炎漢⑤，然秦火之后，著述猶希。迨開元^⑥以降， 而文人之筆橫矣。若通俗演義，不知何昉^⑦?按南宋供奉局^⑧， 有說話人，如今說書之流， 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馬倦勤^⑨，以太上享天下之養(yǎng)。仁壽清暇，喜閱話本，命內(nèi)珰^⑩日進一帙， 當意， 則以金錢厚酬。於是內(nèi)珰輩廣求先代奇跡及閭里^⑾新聞，倩人敷演時御， 以怡天顏。然一覽輒置，卒多浮沈內(nèi)庭，其傳市民間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樓》、《雙魚墜記》等類^⑿， 又皆鄙俚淺薄， 齒牙弗馨焉。暨施、羅兩公^⒀，鼓吹胡元^⒁，而《三國志》、《水滸》、《平妖》^⒂諸傳，遂成巨觀。要以韞玉^⒃違時， 銷镕歲月， 非龍見之日^⒄所暇也。

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⒅;即演義一斑， 往往有遠過宋人者。而或以為恨乏唐人風致，謬矣。食桃者不費杏，絺縠毳綿^⒆，惟時所適。以唐說律宋，將有以漢說律唐， 以春秋、戰(zhàn)國說律漢， 不至於盡掃羲圣之一畫不止! 可若何! 大抵唐人選言， 入於文心; 宋人通俗，諧於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 則小說之資於選言者少， 而資於通俗者多。試令說話人當場描寫， 可喜可愕， 可悲可涕， 可歌可舞;再欲捉刀^⒇，再欲下拜，再欲決脰⁽²¹⁾，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jīng)》⁽²²⁾、《論語》， 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 不通俗而能之乎?茂苑野史氏⁽²³⁾， 家藏古今通俗小說甚富，因賈人⁽²⁴⁾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畀⁽²⁵⁾為一刻。余顧而樂之，因索筆而弁⁽²⁶⁾其首。

綠天館主人題。

(《喻世明言》卷首，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注釋 ①史統(tǒng)——編纂史書的傳統(tǒng)。②寖淫——逐漸。寖，浸。③“韓非”句——韓非，戰(zhàn)國時韓人，法家代表人物，著有《韓非子》。列御寇，即列子，相傳為戰(zhàn)國時鄭人，道家。《漢書·藝文志》著錄《列子》八篇，已佚。今存《列子》疑為晉人所著，多為神話傳說、寓言故事。④《吳越春秋》——東漢趙曄撰，敘吳越史事，雜民間傳說。⑤炎漢——古人有用陰陽五行相生克解釋朝代更替，漢朝統(tǒng)治者自稱因火德而興，故稱“炎漢”。⑥開元——唐玄宗年號(713—741)。⑦昉(fang)——曙光初現(xiàn)，引申為起始。⑧供奉局——官署名。宋有東、西頭供奉(武官)、內(nèi)東西頭供奉(宦官)。⑨泥馬倦勤——泥馬，借指宋高宗趙構(gòu)，初封康王。據(jù)《南渡錄》，趙構(gòu)質(zhì)于金，逃亡時騎一匹泥馬， 日行七百里。民間傳有“泥馬渡康王”。倦勤，厭倦于執(zhí)政之勤苦。宋高宗于1162年傳位于宋孝宗趙眘。(10)內(nèi)珰(dang)——宦官。珰，原為宦官冠飾。(11)閭(lu)里——鄉(xiāng)里。閭，原指里巷的大門。(12)“然如”句——《玩江樓》，即《柳耆卿玩江樓記》，記述詞人柳永的傳聞軼事。《雙魚墜記》， 又名《孔淑芳雙魚扇墜傳》，敘弘治間富家子弟徐景春為鬼魅孔淑芳迷惑后延請真人驅(qū)鬼的故事。(13)施、羅兩公——即施耐庵與羅貫中。(14)胡元——指元朝。胡，古代對北方民族的泛稱。(15)《平妖》——即《平妖傳》， 又名《三遂平妖傳》，傳為羅貫中編撰，共二十回。今通行的四十回本由馮夢龍增補而成，多記神怪妖術(shù)。(16)韞——隱匿的美玉。韞(yu)，藏。(17)龍見之日——昌盛興旺之日。(18)靡流不波——指各方面都得到發(fā)揚光大。(19)“絺縠”句——絺(chi)，細葛布。縠(hu)，有皺紋的紗。毳(cui)，鳥獸的細毛。(20)捉刀——《世說新語·容止》載，曹操叫崔琰代替自己接見匈奴使者， 自己持刀站立床頭。后使人問使者：“魏王何如?”回答說：“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21)決脰(dou)——斷頸。(22)《孝經(jīng)》——孔門后學托名孔子及其弟子曾參關(guān)于“孝道”的問答。儒家經(jīng)典之一，共十八章，列為“十三經(jīng)”之一。我國第一部倫理專著。(23)茂苑野史氏——據(jù)考證即為馮夢龍本人。(24)賈(gu)人——商人。(25)畀(bi)——給予。(26)弁(bian)——原為古代一種帽子， 后指為文章作序代引。

賞析 馮夢龍是明末一位才子文人，博古通今， 才華橫溢。他興趣廣泛，尤其鐘愛小說。馮夢龍曾力薦書坊購刻《金瓶梅》，親自增補《三遂平妖傳》、《新列國志》等長篇小說，還以極大的熱情收集、整理古今通俗小說121種，輯為《古今小說》 (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種)刊行于世。在這篇序言中，馮夢龍闡釋了他的小說觀。

首先，馮夢龍追溯了中國小說的發(fā)端與興盛歷程，探討了小說興衰的原因。中國古代小說的源頭紛雜，可直溯先秦時代的神話傳說、人物軼事及寓言故事等。馮夢龍將韓非子、列子等人著述視為中國小說之祖，看到了其寓言、神話、軼事中虛構(gòu)部分對后世小說的影響，這是頗有見地的。中國小說發(fā)端雖早，然而卻直至宋元時期才漸趨興盛。馮夢龍對此一語中的： “史統(tǒng)散而小說興”。的確，中國古代文、史、哲一體，正史編纂對于小說一直是貶抑的，這正是小說不得發(fā)達的重要原因。南宋時期，社會動蕩，正統(tǒng)思想受到?jīng)_擊，市民文藝悄然勃興， 小說由民間而入宮廷， 在上層統(tǒng)治者的需求刺激下而迅速發(fā)展，蔚為大觀。馮夢龍的這一分析亦頗為中肯。

接著，馮夢龍論述了通俗小說的特點，并對其社會價值予以充分肯定。小說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一直處于被貶抑的命運，被視為粗俗之物不登大雅之堂。馮夢龍?zhí)寡猿姓J“小說之資於選言者少，而資於通俗者多”，通俗，是小說的特點，同時未嘗不是其優(yōu)點。“試令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金……”這繪聲繪色、栩栩如生的表現(xiàn)又何嘗不是一門藝術(shù)呢?“食桃者不費杏”，為何不以開明的態(tài)度兼收并蓄呢?談到教化作用，馮夢龍認為小說能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其感人之捷之深遠勝于小誦《孝經(jīng)》、《論語》，因為這是在潛移默化中完成的教誨。小說的社會價值不可低估。

馮夢龍在序文中提及《古今小說》的入選原則在于“可以嘉惠里耳”，并以“喻世”、“警世”、“醒世”為三部小說集冠名，似乎過于強調(diào)小說的社會教化作用，而忽視其藝術(shù)欣賞性。然而聯(lián)系當時社會貶抑小說的積習，這又未嘗不是一種“正名”的策略與手段。為此，他還在各本序文中，隱去真名，雜署“綠天館主人”、“茂苑野史氏”、“可一居氏”、“無礙居士”等，其良苦用心不難體會。馮氏一生為中國古代小說所做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