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完了自己寫的東西， 而拿起筆來寫一點“自序”之類的時候，往常總感覺到一點輕微的喜意，但是現在，我只是一種“感慨無量”的心情。

開始寫這劇本，是在今年的初春，但是3月間生了一場大病，4月初為著我們的成長而苦難了一生的母親死了。這時期， 又正是我們中國歷史上所遭遇的一個最嚴重的時代，微力的我，也被情勢逼著，處身在一個忙迫倥傯的環境里面， 寫下了 “第一幕”這3個字之后，幾個月來， 簡直沒有連續地寫作3小時的時間， 而流光如水，正月間和“業余實驗劇團”預約了交稿的時期早已經過了。當陳鯉庭、趙慧深兩位不憚煩地向我索稿的時候， 幾次三番地想請求他們把已經排印在上演節目單上的我的劇目抽掉， 但是在他們那種熱心的鼓勵督促之下， 終于每天三百字五百字地寫下去了。

寫這個戲是在悶人的黃梅時節， 寫這個戲是在一種霉天一般的透不過氣來的環境里面; 因為這是一個預定了要在租界的卡爾登戲院上演的劇本，客觀上先受了一重嚴格的限制。而自己，對于年來劇作界風靡著的所謂“情節戲”、“服裝戲”， 又深深地懷抱著不服和反感，加上《賽金花》而后，我在寫作上有了一種痛切的反省，我要改變那種“戲作”的態度， 而更沉潛地學習更寫實的方法。到現在我可以很坦率地說，也許這很對不住督促和期待著我的“業實”的朋友。我寫作的時候， 完全地不顧慮到這劇本的商業上的成功， 不管好壞，我自私地只希望它能夠成為我寫作方法前進一步的一個基點;才能和環境限制我只寫了這樣一個劇本，但是我這一點希望到此刻還沒有改過。

劇本在6月底脫稿， 沒有充分和朋友們討論和修改的時間， 匆促地就被業實劇團拿去付油印了。他們派定了近于奢侈的演員人選， 趙丹先生的匡復，趙慧深先生的彩玉，陶金先生的志成，王為一先生的趙振宇， 章曼蘋先生的趙師母，葉露茜先生的施小寶，再把演出的責任托付了擅長這一類戲劇演出的史東山先生，這近乎完璧的人選鼓動我對于劇本上演的興致。我們在8月1日讀劇本，3日開始排戲，預定8月15日上演，可是，在8月13日這一天，全面抗戰的炮聲響了!

這個戲的不能上演， 在我感到的決不是失望， 而只是興奮和歡喜。抗戰的喜炮應該送葬掉一切舊的感情，舊的故事， 舊的劇本，而催生出許多更興奮、更激動、更有助于我們民族解放的作品。我毫不留戀地把它忘掉，也不希望今后再有劇團上演這個劇本。我在戲中所寫的那種憂郁的天氣，憂郁的感情，狹隘的感情摩擦，人事糾紛，早該被抗敵救亡的洪流沖洗凈了。只要時間容許，我今后一定要從這種寫實的基點出發，再寫一些視野大一點的劇本。

單行本預定8月中旬出版， 可是今日看完校樣， 已經是10月過半了。在抗戰開始之后，排好了鉛字在架子上擱了60多天，廬芳兄還是要將這劇本出版， 那么就讓這些發了霉的鉛字印在紙上和讀者相見吧。

謝謝熱心地替我作了一個足以使劇本沾光的主題歌(勇敢的小娃娃)的施誼兄， 和督促我寫成這個劇本的“業實”的朋友。

10.18.炮聲中。

(《上海屋檐下》， 戲劇時代出版社1937年11月出版)

賞析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的代表作，寫于1937年，是夏衍開始現實主義創作的標志——“在這個劇本中，我開始了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摸索”。(《上海屋檐下》后記)劇本通過對南方梅雨天氣里的5戶人家苦難生活的描寫，使我們看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底層人民的悲慘生活以及整個社會的動蕩不安。作品在抨擊殘酷的舊社會的同時，也給飽受苦難的人們昭示著未來的光明前程。

在《自序》中，作者首先記述了《上海屋檐下》的創作經過——《上海屋檐下》是作者在自己大病初愈，而母親又剛剛去世的情況下，在朋友們“熱心的鼓勵督促”下寫成的。接著，作者又以簡練的筆墨交待了《上海屋檐下》的創作環境。

交待完劇作的創作經過和創作環境之后，作者表明了自己在創作《上海屋檐下》時的藝術追求，即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追求。作者在《自序》中寫道：“……《賽金花》而后，我在寫作上有了一種痛切的反省，我要改變那種‘戲作’的態度，而更沉潛地學習更寫實的方法。”其實，在夏衍的整個戲劇創作過程中，他一直都在進行現實主義的嘗試， 只是由于生活的局限和對文藝功能認識的不足，初期階段劇作中的現實主義色彩顯得有些淡薄， “我學寫戲，完全是‘票友性質’，主要是為了宣傳，和在那種政治環境下表達一點自己對政治的看法”。(夏衍《談〈上海屋檐下〉的創作》)后來，作者經過一陣認真的思索和“痛切的反省”，開始有所感悟，特別是讀了曹禺的《雷雨》和《原野》之后，作者在創作方法和寫作態度上有了徹底的轉變， “認識到戲要感染人，要使演員和導演能有所發揮，必須寫人物、性格、環境……” (夏衍《談〈上海屋檐下〉的創作》)作者在創作方法和寫作態度上的這種轉變正是從《上海屋檐下》開始的。這是作者完全徹底地開始現實主義創作的標志，是作者藝術創作的一個新的里程碑，是作者“寫作方法前進一步的一個基點”。

在《自序》中，作者還以飽含激情的筆墨抒發了自己破舊迎新、愛憎分明的革命感情和渴望國家和民族在全民抗戰的炮火中蛻變、新生的火熱情懷。因為“全面抗戰的炮聲響了”， 《上海屋檐下》沒能如期上演。“這個戲的不能上演，在我感到的決不是失望，而只是興奮和歡喜。”這充分體現了作者高度的革命覺悟性和革命的大局觀，因為只有抗戰國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希望，作者沒有沉溺于個人利益得失的小圈子里， 為劇作的不能上演而失望、煩惱，而是衷心地為全民抗戰而興奮，而歡喜;為國家和民族的希望而興奮，而歡喜。“抗戰的喜炮應該送葬掉一切舊的感情，舊的故事，舊的劇本，而催生出許多更興奮、更激動、更有助于我們民族解放的作品。”字字句句充盈著作者因抗戰全面爆發而無比激動的心情，字里行間濃縮了作者對舊時代的深惡痛絕和與之決絕的決心，以及對新時代無限向往和獻身民族解放事業的革命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