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詩有六義焉^①， 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②班固曰：“賦者， 古詩之流也。”^③先王采焉， 以觀土風^④。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隩之產^⑤;見“在其版屋”^⑥， 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⑦， 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⑧， 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兩都， 而嘆以出比目^⑨;張衡賦西京， 而述以游海若^⑩。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 匪啻⁽¹¹⁾于茲。考之果木， 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 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為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征。且夫玉卮無當⁽¹²⁾， 雖寶非用;侈言無驗， 雖麗非經⁽¹³⁾。而論者莫不詆訐⁽¹⁴⁾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為憲章⁽¹⁵⁾。積習生常，有自來矣。

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¹⁶⁾。其山川城邑， 則稽⁽¹⁷⁾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¹⁸⁾;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¹⁹⁾，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為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 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²⁰⁾，虞書⁽²¹⁾所著;辨物居方⁽²²⁾， 周易所慎。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23)， 歸諸詁訓⁽²⁴⁾焉。

(“四部叢刊”影宋六臣注 《文選》)

注釋 ①六義——《毛詩序》云： “故詩有六義焉： 一曰風，二曰賦， 三曰比， 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后來“賦”演變成為一種文體。②“揚雄”句——揚雄，字子云，漢代辭賦家。他在《法言·吾子》中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麗，指語言華美。則，合乎《詩》的準則。③班固——字孟堅，東漢史學家、文學家，著有《兩都賦》。“賦者”句見《兩都賦序》。④土風——風土人情。⑤“見‘綠竹’”句——“綠竹猗猗”語出《詩經·衛風·淇澳》。猗猗(yi)，茂美的樣子。淇隩(yu)，淇水深曲之處。⑥在其版屋——語出《詩經·秦風·小戎》。版屋，用兩板相夾中間置土的方法造屋。西北地區有此習俗，如下句的“西戎”即用此法造屋。西戎，先秦時秦國西部的少數民族。⑦相如賦上林——司馬相如作《上林賦》。⑧揚雄賦甘泉——揚雄作《甘泉賦》。⑨比目——比目魚。⑩“張衡”句——張衡，東漢科學家、文學家。所作《西京賦》、《東京賦》合稱《二京賦》。海若，海神。(11)匪啻(chi)——不止。(12)玉卮(zhi)無當——玉卮，玉制酒杯。無當，無底。(13)非經——不合常理。(14)詆訐 (jie)——指責、批評。(15)大氐舉為憲章——大都奉為典范。(16)摹二京而賦三都——模擬張衡的《二京賦》而作《三都賦》。三都，指《三都賦》，即左思的《蜀都賦》、《吳都賦》、《魏都賦》。(17)稽——考核。(18)方志——地方志。(19)魁梧長者——指杰出的大人物。(20)任土作貢——根據土地所產而定貢賦的品種和數量。語出《尚書》。(21)虞書——《尚書》的一部分。(22)辨物居方——語出《周易》，意思是辨別物產所宜之地。(23)攝其體統——抓住綱要。(24)詁訓——即故訓，古人的言語。

賞析 左思在《文心雕龍》中被譽為“奇才”，但他生不逢時， 由于出身寒微，在森嚴的門閥制度下，備受壓抑。政治抱負不得施展，他便用手中的筆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三都賦》是左思傾注畢生精力，勤奮創作十年才得以完成的一篇力作。書成之后，名士推舉，人競傳抄，一時間洛陽為之紙貴。《三都賦》包括《蜀都賦》、《吳都賦》、《魏都賦》三篇。內容是借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之口，夸說三都的疆域之廣、歷史人文之盛、典章禮儀之美。賦中抑吳、蜀二都而張揚魏都的傾向，表現了作者向往統一、為晉室滅蜀吞吳鼓與呼的熱情。

京都大賦并非左思首創，在漢賦中它稱得上是蔚為壯觀的一支。《三都賦》明顯是對班固、張衡之作的摹擬，但因襲前人又如何能征服當時，以至于洛陽紙貴呢?個中原因固然可以從社會審美心理、名人舉薦等多方面分析，而原作之前的序言亦不應忽視，因為它直接反映著作者的創作意圖與審美追求。

序言第一段借批評漢賦說明了自己對賦的文體特征的認識。左思認為，賦本為《詩》“六義”之一，后由詩的一種表現手法演變成為一種文體，因為賦與詩有這種淵源關系，所以它也應具備詩的某些特征與功能。孔夫子說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左思列舉《詩經》的兩個例子： “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用意在強調詩的觀風、博物功能。而漢賦狀物，無論是司馬相如抑或是揚雄、班固、張衡之作，都有“虛而無征”之弊。例如，司馬相如的《上林賦》說“盧橘夏熟”，揚雄的《甘泉賦》中有“玉樹青蔥”之句;班固作《西都賦》為釣出比目魚而驚嘆;張衡的《西京賦》，說到與海神交游。凡此種種都是假借珍怪，進行夸飾，違背了生活常識，使賦的觀風博物功能喪失殆盡，偏離了《詩經》的大方向。而其語言的侈麗，悖于常理，更是去《詩》甚遠。漢賦及其作者俱往矣，這些流弊只得留待后人清除了。

序言第二段具體談《三都賦》的創作。與漢代京都大賦的“托無于有”相反，左思則在創作中貫徹了求真征實的原則。左思明確指出，“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所以賦中所寫的山川城邑都可從地圖上找到，鳥獸草木又能從地方志上得到驗證，民間歌謠都與本地風俗相合，所舉的杰出人物也是本地實有，并非杜撰。據《晉書·左思傳》記載，左思為了《三都賦》的創作，特意移家洛陽。他拜訪熟悉蜀地的張載，又請求擔任秘書郎，以便翻閱皇帝圖書。這一切無不與他求真征實的辭賦觀相關。《三都賦》取象用事的求真態度，正是它的創新之處。它對于《二京賦》的模仿并不是亦步亦趨。盡管它在結構框架、謀篇布局方面沿襲了漢人老路，但作者又依照自己異于漢人的觀念進行了積極的實踐。當人們習慣了漢代京都大賦托無求有的創作方法之后，再來領略左思筆下能夠“驗之方志”、“稽之地圖”的山川風物、人文景致，總會有些新鮮感受，這正是《三都賦》的價值所在，或許多少能夠解釋書成后轟動一時的原因。

平心而論，左思對賦的認識也有偏頗之處。把藝術真實等同于生活真實，用科學之真來排斥藝術之真，否定虛構和夸張，實際上是取消了藝術。左思對文學的認識遠未達到劉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其實”(《文心雕龍·辨騷》)的高度。

序言征引故實頗多，有的為樹靶子，有的為佐己見。先秦經典、兩漢賦句，信手拈來，毫無生硬堆砌之嫌，作者確實不負“奇才”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