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居大云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 《滄浪亭記》，曰： “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

余曰： “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于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后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云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于荒殘滅沒之馀。此大云庵為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 雖然，錢镠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于千載之后，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

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為滄浪僧云。

蘇舜欽少年時即慷慨有大志，二十七歲中進士，歷任蒙城、長垣縣令和大理評事、集賢校理等職。在文學方面，他反對 “西昆體”，是北宋初期詩文革新運動中的重要作家。在政治方面，則主張革除弊政、抗擊外來侵擾，屬于以范仲淹為首的進步集團。由于 “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 (歐陽修 《湖州長史蘇君墓志銘》)，“議論稍侵權貴” ( 《宋史·杜衍傳》)，被誣陷打擊，流寓蘇州。他在蘇州修了一座亭子，取古代歌謠“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之義，名曰 “滄浪亭”。他那篇自抒懷抱的 《滄浪亭記》 是很有名的。既然如此，那么歸有光為什么又要寫一篇 《滄浪亭記》 呢? 他這篇 《滄浪亭記》 又如何寫法呢?

第一段，正是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浮屠文瑛所居的大云庵，原是蘇子美的滄浪亭舊址，因而重建亭子，求歸有光作記。這回答了第一個問題。文瑛還提出： “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這回答了第二個問題，把歸有光的 《滄浪亭記》 和蘇子美的《滄浪亭記》 在寫法上區別開來了。

第二段緊承第一段的末尾，“記吾所以為亭者”，即揭示文瑛重建滄浪亭的用意。那用意，其實簡單而平常，就是紀念蘇子美。可是如果就寫這么一句，又有什么藝術感染力? 那么，詳述蘇子美的抱負、經歷、人品、學問及其在文學創作方面的成就，說明他如何如何值得紀念，因而重建滄浪亭來紀念他，好不好呢? 這當然也是一種寫法，但難免和蘇子美的傳記雷同，又很難和文瑛這個和尚及其所居的大云庵聯系起來。作者的巧妙之處，正在于遙應第一段的開頭，以深沉的歷史感寫滄浪亭與大云庵的關系： 而寫滄浪亭，又追溯到吳越之時廣陵王和外戚孫承佑的園林。由吳越權貴的園林到宋人蘇子美的亭子，“最后禪者居之”，論時間，朝代幾經改易，論人事，滄桑幾經變遷，而以 “此滄浪亭為大云庵也” 收束，寓無限感慨，這是第一層。“有庵以來二百年”，則吳越權貴園林與宋人蘇子美的滄浪亭都毀廢已久，而“文瑛尋古遺事”，卻不顧權貴園林、只 “復子美之構于荒殘滅沒之馀”，然后以 “此大云庵為滄浪亭也” 收束，寄無限深情，這是第二層。亭變為庵，庵復建亭，敘述中已蘊涵著豐富的暗示，但讀者還難于確切地把握。于是又用借賓定主的辦法作進一步的抒寫。在前面，其實已經借了 “賓”，即廣陵王與外戚孫承佑的園林。不過那是在敘述滄浪亭的位置時順便帶出的，令人不覺其為 “賓”。這里又以“古今之變，朝市改易” 領起，擴大歷史深度與地理廣度，借來了更古更多的 “賓”。而借 “賓” 的方式則出之以登高望遠。“姑蘇之臺”，這是 “望” 的立足點; “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蒼翠”，這是 “望” 中景。這個立足點與望中景，既是現實，又連接著遙遠的過去。“姑蘇之臺”，原是春秋時吳王闔閭興建、夫差增修的游樂之地，越國破吳時被焚。作者腳下的，自然是一座荒臺。“登姑蘇之臺”，而望“五湖之渺茫” 與 “群山之蒼翠” 則視通萬里而神游百代，空間與時間交織，歷史與現實疊合，“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 歷歷浮現于腦際。作者寫到這里，其心潮之洶涌，已不難想見。而這一切，他偏不肯明說，只用 “今皆無有矣”的嘆息聲送走了這些 “賓”，從而把筆鋒轉向 “主”。那么對于這些“賓”，他究竟抱什么態度呢?李白曾寫過《烏棲曲》、《越中覽古》，把吳國的滅亡及其宮殿池館的湮沒歸咎于吳王的荒淫。歸有光的嘆息聲中是否包含這些意思呢，從下文看，回答應該是肯定的。但作者卻含而不露，緊接了這么一句： “庵與亭何為者哉?”把“主”與“賓”一例看待，一筆抹倒。寫 《滄浪亭記》 而如此立論，似有 “罵題” 之嫌。然而再看下文，便不難領悟這里的 “抑” 是為了強化后面的“揚”。但又不馬上 “揚”，而用 “雖然” 一詞承上轉下。這一轉，又轉到敘述滄浪亭位置時順便帶出的那些 “賓”，不過在寫法上又有變化。前面寫滄浪亭的前身乃是吳越有國時 “廣陵王” 與 “外戚孫承佑” 園林的一小部分。這里則以大包小，統提吳越王錢镠及其“諸子姻戚” 的所有 “宮館苑囿”，并用 “因亂攘竊”、“乘時奢僭” 等語痛加斥責。看來接下去也應該發出 “今皆無有矣” 或 “而今安在哉” 之類的感嘆了，然而出人意外，卻用 “極一時之盛” 收住，陡然轉向“主”： “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于千載之后，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 而寫 “主” 的這幾句，又遙應第一段的末尾，滿足了文瑛的請求： “記吾所以為亭者。”

第三段只幾句，卻很重要。文瑛是個 “釋子”，為什么要重建“子美之亭” 呢?就因為他 “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受了 “吾徒” 的影響，所以欽重蘇子美，從而也欽重蘇子美的滄浪亭。連這個受了“吾徒” 影響的 “釋子” 都欽重蘇子美及其滄浪亭，那么 “吾徒” 之欽重蘇子美及其滄浪亭，就不言而喻了。

讀者不妨想一想： 為重建的滄浪亭寫一篇記，似乎沒有什么好寫的。何況求作記的和尚又劃好框框。按照這樣的要求，應該作一篇說明文，寫景和抒情，都用不上。而說明，又不需要太多的話，這能寫出什么好文章? 想想這一切，再讀這篇記，就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藝術才華。

單純的說明只訴之于讀者的理性，很難獲得審美效果。有審美價值的文藝作品，大抵來自作者對社會、對人生、對自然、對歷史的真切感受和強烈引發。歸有光的這篇記也正是這樣。從行文看，作者不是通過抽象思維說明文瑛為什么要重建滄浪亭，而是受這個亭子的觸發，百感叢生。時間上，從滄浪亭的現狀想到古往今來的歷史長河;空間上，從滄浪亭的位置想到大云庵，想到吳越王及其 “諸子姻戚”的 “宮館苑囿”，想到春秋時吳國的所有宏偉建筑; 又于時間和空間的結合上想到盛衰無常、滄桑屢變。想到這么多東西，又如何表現呢?于是整理思緒，分清賓主，寫吳國君臣的一切經營建構 “今皆無有矣”，吳越王及其 “諸子姻戚” 的 “宮館苑囿” 雖 “極一時之盛”，也不復存在了。既然如此，那么 “子美之亭” 及其所在的大云庵，又算得了什么呢? 其實不然。如今的大云庵中，不又重建起 “子美之亭” 嗎?這里的關鍵是什么? 那就是人們是否 “欽重”。

借賓定主是一種常見的表現方法，問題在于借什么 “賓”，定什么 “主”。作者把吳國君臣和吳越王及其 “諸子姻戚” 這些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人作為 “賓”，而把受權貴打擊、有志難展的士人蘇子美作為 “主”，從而在時間的考驗中淘汰了那些 “賓”，在普通人的欽重、懷念中肯定了這個 “主”，其思想的進步性不容低估。以封建權貴的 “澌然俱盡” 為反襯，明確提出： “士之欲垂名于千載之后，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 這既是對蘇子美這位古人的肯定，也是對當時和以后的所有士子精神上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