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朱彝尊·將之永嘉，曹侍郎餞予江上，吳客韋二丈為彈長亭之曲，并吹笛送行。歌以贈韋，即送其出塞》原文賞析

韋郎舊隸羽林籍，曾向營門教吹笛。不聽吳中白雪音，定呼鄴下黃須客。平原相見轉相親，置酒夸君坐上賓。下若尊罍朝未馨，東山絲竹夜還陳。閑來坐我花間奏，玉洞飛泉響巖溜。古調多傳關馬詞，新聲似出康王授。問我東行到海壖，日斜江上慘離筵。還將北雁南飛曲，催送錢唐楚客船。船人擂鼓津頭泊，紅葉千山富春郭。忽作邊秋出塞聲，江楓岸柳紛紛落。哀弦促管不堪聽，賓御聞之亦涕零。掛席遠移嚴子瀨，看山直上謝公亭。聞群欲問云中戍，雪消飲馬長城去。廣武營邊折柳時，黃瓜阜上題書處。司農舊是出群才，此日征西幕府開。試向尊前歌一曲，梅花飛偏李陵臺。

自順治十六年(1659)秋鄭成功、張煌言先后敗退后，清廷即興“通海案”大獄，嚴究酷治與鄭、張水師暗通者。朱彝尊密友魏耕、錢曾及潘龍基先后于順治十八年被捕，并于次年即康熙元年(1662)二月被慘戮死于杭州，山陰祁班孫則逼戍塞外，祁理孫后遁入空門為僧。形勢嚴峻，朱彝尊為遠禍也須避一下，于是值友人王世顯赴永嘉知府任之便而隨去溫州。臨行，鄉間輩原戶部侍郎曹溶設宴餞別于江上，朱氏寫下了這篇七言歌行，時為康熙元年十月。

這是一首韻律參差多變，以繁音促節之聲傳述滿懷難言之憤的長歌。要把握此詩情思，必須從主客三方的處境身份入手。曹溶原系明崇禎朝御史，入清后幾起幾落。時正從廣東布政使罷官歸里多年，而又即將降補山西，署按察副使，任大同兵備道，行將赴云中，朱彝尊在前不久則寫過《送曹侍郎備兵大同二首》。曹溶的心態一直很矛盾，深有舊巢已破而新枝難棲的難言之哀，這幾乎是相當一批降清的舊官吏所共有的感受。而朱彝尊這幾年也惶惶不安，進退維谷。眼看恢復故國的大勢已去，自己年已三十四五，早過而立之年，一事無成，且處境頗險惡。雖然他并非引起清廷嚴重偵查的異己者，便要獲得信任者有所進取也還非其時。事實上他要到康熙十七年方始有轉機，還有長長的十幾個年頭的漂泊江湖的歷程在前面，由此足可察辨其苦悶的心境。但是，不論是曹溶，還是他朱彝尊自己，心頭事都不可說、不能說，于是，正可借隱于彈唱的歌手畸人聿二來一吐胸臆。“韋郎舊隸羽林籍，曾向營門教吹笛”這起首二句，道出了這個聿二的身份。這原是“白頭宮人”式的舊朝軍營樂師一類人物，現今隱跡風塵，往來于尚未忘卻前朝故情的大吏府幕間。清初這類畸人異士頗多，最著名的有柳敬亭、蘇昆生，如翻檢一下當時人的詩文集，可以搜集長長的一張名單的。現在聿二在曹溶家為座上客，而且看來也即將隨曹氏去云中作塞外游。他彈曲吹笛為朱彝尊送行;而朱氏則借此高吟一闋送韋二出塞，隱約曲折地吐一吐悲慨、悵惘之情懷。

全詩每四句一轉韻，每一韻構成一個小節，互為勾聯地折疊推進。頭四句寫出韋二身份和形象，詩人說，倘若不聽他彈唱的“吳中白雪音”如此高雅動人，必然會把他看做“鄴下黃須客”的。當年三國時曹操之于曹彰勇猛善戰而須黃，被戲謔稱為黃須客。可見韋二形象乃一介武夫狀。次四句是說曹溶極器重韋二，尊為“上賓”，朱、韋相識于曹氏處，一見面相親如故。三人之間友誼的維系及投合，顯然與他們身心的“舊隸”故明有關。“平原”是借曹植的“平原侯”指代曹溶，取其姓氏同。三人如何相見相親?詩人以徹夜痛飲“下若”(箬)名酒——浙西長興產的——到天明還未盡興，“東山絲竹”的弦歌之聲于夜仍起，來形容酒逢知己，弦唱不絕。接著又以“閑來坐我花間奏”四句表現韋二與自己的知音感。“玉洞”句以意象來表證韋二所奏樂曲之美; “古調”句則又緊扣韋二身世，說其調多關漢卿。馬致遠本色當行之傳，而尤以“新聲似出康、王授”來表示其曲樂更多前朝之聲。康海、王九思皆明代戲劇家。“問我東行”四句切題目，是韋二送詩人。“慘離筵”與“北雁南飛”，透出一股悲慨氛圍，良友分手，各奔一方，依依惜別。由此起著意寫情態，借“擂鼓”催行的聲韻，富春江兩岸山頭的紅葉，笛子吹奏的“邊秋出塞聲”，紛紛落下的“江楓岸柳”，一句一象，或實或虛，造成“哀弦促管不堪聽，賓御聞之亦涕零”的聲情氛圍。詩至此，形態上頗有白樂天《琵琶行》韻味，但陽剛高亢之氣尤足多。

朱彝尊是由浙西水路折入錢塘江經嚴子陵釣臺、謝翱的西臺而去永嘉的，詩中專提到嚴瀨 (釣臺下卯七里瀨水段)、謝亭，也非無意，嚴、謝均為高士，與當道不合作者，尤其是宋末元初的謝翱。在清初這些名字都屬敏感的政治立場的象征。詩的最后二節，一節寫韋二將去塞外。云中即大同，廣武是山西雁門關附近縣邑，黃瓜阜亦在該地區。這些都表明韋二是隨曹溶赴任的，所以，接著以頌揚曹氏“是出群才”，司農是戶部長官的代稱，曹溶舊任戶部會侍郎，故有此稱。末二句實系朱氏送曹、韋，詩人說：請你唱奏一曲吧，我就借你一支《梅花落》調送你們到李陵臺畔的云中去。

沈德潛在讀此詩時說：“侍郎送行，是主;韋二在席，是客。篇中客多于主，而結處轉送韋二，又以客為主矣，作法甚變”(《清詩別裁集》卷十二)。我認為這“變”的手法基于上述心態所需，非如此不足以傳述特定的情思，而末段也并非只是轉送韋二一人。在頌揚曹溶的“出群才”與“幕府開”的話語中，已透現朱彝尊自己的心向往之。事實上，到康熙三年，朱氏就投曹溶于山西云中幕，一住數年始轉入潞河漕運總署龔佳育處。這些都是此詩結構、運意的綿密細致處，也是心緒的展衍入微處，應謹加審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