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時為盩厔縣尉

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

夜來南風起，小麥覆垅黃。

婦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

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

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

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

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

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

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饑腸。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

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

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這是白居易早年所作的一首諷諭詩，按題下自注，作于憲宗元和元年至二年(806——807)任盩厔(今陜西周至)縣尉時，詩人時年三十五、六歲。當時他踏上仕途不久，“志在兼濟”，很想為人民作點好事。縣尉在封建統治機構中是最低級的官吏，和人民群眾有較多的接觸。他耳聞目睹社會下層人民的苦難生活，對他們深懷同情，于是，就把所見所聞如實地寫下來，希望能引起最高的封建統治者的注意。這首詩是他以后創作的一系列新樂府詩的先聲。

這首詩敘事明白，層次清楚，語言通俗、流暢，一直為人們所傳誦。詩的前半部分寫農村麥收時節的繁忙情景。一開頭讀者即感染到一種緊張的氣氛： “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村里的青壯年農民都到南岡收麥子去了，留下的婦女與小孩也不得閑，忙完家務，立即匆匆忙忙送飯、送水到田頭。農民們背上烈日烘烤，腳下暑氣蒸迫，精疲力盡了，還是拚命勞作。他們不是不知熱、不知累，為了趕快把麥子收割完畢，“但惜夏日長”，還希望這炎熱的夏日能更長一點呢!農民這種反常的心理與《賣炭翁》中所寫的賣炭翁“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的心理頗相似。這一段敘寫，不僅展現了我國古代農民勤勞而純樸的本色，同時又充分地揭示了他們勞動的艱苦。緊接著作者筆鋒一轉，著力刻劃一個在地里拾麥穗的貧婦人的形象。就象電影里的特寫鏡頭，詩人通過她進一步揭示了封建社會里農民的悲慘境遇。貧婦人一面拾麥穗，一面向人們訴說：我家里收割來的麥子全已交了稅，因而不得不拾麥穗來“充饑腸”。這里前后寫的似乎是兩回事，是兩類不同的人，其實今天的拾穗者既是昨天的刈麥者，那么今天的刈麥者不也很可能變成明天的拾穗者嗎?當時，唐王朝的統治已經開始走下坡路，朝政日趨腐敗，地方藩鎮跋扈，到處戰亂不休，對人民的壓榨有增無減，廣大農民的生活已陷入極度貧困的境地。這個拾麥穗的貧婦人與皮日休《橡媼嘆》中的拾橡媼一樣，以個別反映一般，具有深刻的典型意義。

詩人耳聞目睹了這悲慘的事實，心靈震顫了。他反躬自問，農民終年辛勤勞動不得一飽，我有何功德，每年卻可以獲得三百石(擔)米的俸祿，到了年底，家里還有余糧?按唐制，從九品官月俸為三十石米，縣尉的官階為將仕郎，級別從九品下，因而一年約可得三百石米。詩人通過自己和農民生活的對比，深感不安，“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一個“民胞物與”的詩人形象呈現在讀者面前。

這首詩是詩人較早的一首諷喻詩。元和二年冬，他調回長安，次年被任命為左拾遺。由于接觸的社會面更廣，看到的時弊更多，他的諷喻詩創作便一發而不可收拾。這時，他有意識地以“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為宗旨，寫作了大量《新樂府》。在貞元、元和之際，他還寫了十首《秦中吟》。這些詩大膽地揭露社會的黑暗面，矛頭對準各種邪惡的勢力，涉及到統治集團中各階層的人物，其中有“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的京中大官僚;也有向皇帝貢“羨余物”以求飛黃騰達的地方上的貪官;有吃飽喝足不顧百姓受災的內臣(宦官)，也有專事吃喝玩樂，以相當于“十戶中人賦”去買“一叢深色花”的王孫公子，等等。這些詩大多有事實根據，針對性強，有所為而發，因而頗得罪了一些人。詩人在《與元九書》中說：“聞仆《賀雨》詩，眾口藉藉，以為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但是，也正因為這些詩提出了許多帶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具有高度的現實主義精神，因而在當時就得到廣泛傳播，甚至流傳到國外，為人民所喜愛。

這首詩的一個重要特色是抒情與敘事融為一體。作者的心完全與農民貼在一起，敘事中蘊含著深摯的感情，如“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這“聞者”之中不也有作者嗎?正因為它“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故而能強烈地震動讀者的心弦。對比手法的運用，也是本詩的成功之處。《觀刈麥》是作者一百七十余首諷喻詩中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