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應物

去年花里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

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

聞道欲來相問訊，西樓望月幾回圓。

以詩篇代替書簡，是古代詩人常用的手段。這首詩更象是一封完整的書信。

詩題中的李儋字元錫，是韋應物的好友，韋的詩集中有不少贈李儋及與之唱和的詩篇。開頭兩句詩人說自己和李儋分別已經一年。這本是書信中的套語，但作者以花作為時間的標志，并分作兩層來寫，就使詩句形象化，還表達了闊別之感。第一句是第一層，寫去年之別是在春天繁花似錦的季節里。“逢君別”，是說相逢而又相別，可見這次相逢也是短暫的，并沒有能暢敘。第二句是第二層，寫現在又見花開，從而想到和你分別已是闊別經年，不勝感慨。

三、四、五、六句是詩的主體，傾訴了別后自己的心情和懷抱。三句從大處即世事著筆，然后轉入個人難自料的處境。作者生當中唐時代，經歷過唐玄宗時的安史之亂和唐德宗時的朱泚叛變，感到唐王朝正很快地沒落下去。作為一州之長的刺史，按照規定，任期只有三年，實際上常常不到三年，就要調動，是升還是降，是遠還是近，都很難逆料，更何況當這動亂的時代，連一身的安危，也不能預卜。真可謂前路茫茫，簡直不知道什么時候會碰上什么樣的不幸。第四句的心情就是從第三句所說的境遇產生的。自己主宰不了自己的命運，卻又無可奈何，只能黯然地自個兒躺著發愁了。“難自料”和“獨成眠”同時還緊扣著對摯友的懷念。難自料則行蹤無定，與故人能否重逢，不可預期。獨成眠則迫切地希望故人來訪，可以對床夜語，痛訴離情。“黯黯”一詞，暗用南朝梁江淹《別賦》中“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這句話的含意，絲毫不著痕跡。

第五、六句拓開一步，傾訴自己的懷抱。正史沒有韋應物的傳記，對他的身世，宋代人已經知道得不多。沈作喆為他寫過一篇補傳(見宋趙與時《賓退錄》卷九)，也只是根據韋應物詩集并加其他書里不完整而且不盡可靠的材料聯綴起來的。據近人考證，蘇州刺史可能是他最后的官職。那么，擔任蘇州刺史時，他已進入晚年。老和病常密切相聯，老病思歸，本屬常情，所以詩人說“身多疾病思田里”。其實，從他當時的處境來說，在那動亂的時代，地方官難做，應該是他“思田里”的主要原因。韋應物是陶淵明的崇拜者，他的詩中屢次出現過“等陶”、“慕陶”的字樣，對陶淵明的棄官歸田，當然也十分欽慕。這種思想，在五言古詩《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中，說得更為明白： “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對老百姓逼得太緊了，于心不忍;放寬一點兒，又將因不能完成催征賦斂的任務而受到上司的督責，正是左右為難，倒還不如學習陶淵明，長歌“歸去來兮”吧。可是，賦歸也不是容易的事，作為一州的長吏，身不由己。但勉強混下去，卻又眼看老百姓不能安居樂業，有的人還要流亡異鄉，不能施加援手，怎不感到內疚，覺得自己是白吃了官家的俸祿?值得一提的是： “邑有流亡”而不能予以安集，對一位地方官來說，并不是件光彩的事。詩人卻對李儋傾吐出來，這就一方面說明他的確還是一位有良心的官吏，另一方面也可見他和李儋的交誼至深，可以說是無話不談了。“邑有流亡”之“邑”，當指蘇州，一說韋此詩作于任滁州刺史時，那么這里的“邑”就應該是指滁州(今安徽滁縣)了。

最后兩句是信的結束，也是寄詩的主要目的。由于聽到李儋打算來探望自己，卻又遲遲不見到來，因而盼望得十分殷切。每當清夜，登上西樓，對景懷人，相思之情更深更切。“望月幾回圓”用現代的散文來寫，應該是，月亮缺了又圓，已是好幾次了，你怎么還不來呢?詩中卻只說了上半句，把下半句留給對方去體會。后人讀來，也覺得含蓄不盡，意味深長。

綜觀全詩，作者對李儋的友情是深厚的，詩中傾吐的衷情是真摯而坦率的。尤其是五、六兩句，常為后代的文人學者如范仲淹、朱熹所稱頌。這因為在封建社會里，貪官污吏太多，象韋應物這樣關心民瘼，而又自愧不能加惠于民的官吏太少了。即使是在今天，詩人塑造的這個形象，也不能說沒有現實意義。

韋應物最擅長的是寫景、抒情，他的詩風恬淡簡樸，有不少篇章也注意錘煉，而又沒有錘煉的痕跡。至于這首詩，則是平淡地抒寫，盡情地訴說，不事錘煉，一任感情流暢地傾瀉出來，誠摯動人，有很強的感染力，在他的詩中，可算別具一格。

韋蘇州《答李儋》云：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余謂有官君子，當切切作此語。彼有一意供粗，專事土木，而視民如仇者，得無愧此詩乎!

(黃徹《䂬溪詩話》卷三)

朱文公盛稱此詩五、六好，以唐人仕宦多夸美州宅風土，此獨謂“身多疾病”、“邑有流亡”，賢矣。(方回《瀛奎律髓》卷六)

本言今日思寄，卻追敘前此，益見情真，亦是補法。三句承一年之久，放空一句。四句兜回自己。五六接寫自己懷抱。末始入今日寄意。(方東樹《昭味詹言》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