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益·長干行》原文與賞析

李益

憶妾深閨里，煙塵不曾識。

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

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

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

去來悲如何，見少離別多。

湘潭幾日到?妾夢越風波。

昨夜狂風度，吹折江頭樹。

渺渺暗無邊，行人在何處？

好乘浮云驄，佳期蘭渚東。

鴛鴦綠浦上，翡翠錦屏中。

自憐十五余，顏色桃花紅。

那作商人婦，愁水復愁風！

此詩與李白的《長干行》，猶如出自同一作家之手的姊妹篇。兩詩不僅抒寫方式相同，而且詩的風格和情致也一致。因其“設色綴詞，宛然太白” (《唐詩別裁集》)，此詩竟被編入李白集中，可見“李益五古，得太白之深” (明陸時雍《詩鏡總論》)。

詩的開篇，女主人公即以對比敘說的方式，交代自己的身份和生活環境：自己還在是個閨中少女的時候，是不大知道外出行旅的艱辛的;做了商人婦之后，我就得時刻關心著江上的氣候。從閨中不諳風塵，到江邊探望風向，皆因“嫁與長干人”之故。這一交代不僅點明題意，而且總起了全詩。這位女子所要展示的生活境遇，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內心活動，都是因這一特定身份決定的。“沙頭”，指江邊，正寫出女子的生活環境。

此詩的主人公是一個商人婦，她滿懷愁怨地訴說了自己的生活境遇。

首先，她選用丈夫長年在外經商，或西下巴陵、或東發揚子的事例，以四季相思的抒情格調，詠嘆了自己愁緒難遣、恨海難填的悲苦心境。詩中表現時空的詞語，有著極強的概括力。以時而言，五月與八月對舉，從南風拂煦到西風送寒，正能概括全年的時光。以地而言，巴陵，本巴州。唐高祖武德六年(623)更名岳州，屬江南西道。揚子，古津渡，在今江蘇省邗江縣南。自古為江濱津要之地。所述二地，一西一東，一為州郡，一是津要，確可代表經商去處。丈夫離家經商，東奔西走，經年不歸，這對一個少婦來說，是多么嚴酷的現實!因此，其內心的怨恨也就無須掩飾了： “去來悲如何，見少離別多”!這是痛苦的呼喊。女子悲痛已極，卻又調轉過來講述了一段夢境：我并不知道去湘潭的路該有多遠，可我的夢已經飄越風波到了那里。這種由白日思念到夢中相會的敘述，自然而又巧妙。這樣寫，一則可以表現出女子的哀怨心理： 自己的親人哪，惟有在夢中才能相聚!這真是朝思暮想，夢魂牽惹，相思之情，鏤骨銘心。再則，寫出一個哀怨極深的女子只能在夢中和自己的丈夫相會，正反襯出平日里的寂寞、空虛和痛苦。

接著，女主人公描述了眼前可怕的現實：昨夜狂風大作，將江邊上的樹木都吹折了; 今日江面上煙霧迷漫，茫茫一片，誰知道自己的親人現在何方呢? 這里“渺渺”，是寫江上沉沉的煙靄。同時，不僅暗示出丈夫離家音信渺然，而且也是女子心境的寫照：盡管平日有“望盡千帆皆不是”的惆悵，而此刻對暌隔天涯的親人吉兇未卜、安危縈懷，內心確是一片渺茫。其思念之情，憂患之感，可謂無以復加。面對此情此景，女子突然產生出一種甜蜜的幻想： “好乘浮云驄，佳期蘭渚東。鴛鴦綠浦上，翡翠錦屏中。” “浮云驄”，是漢文帝劉恒的駿馬。《西京雜記》載，文帝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云。此處為借用。“蘭渚”，借曹植《應詔》中“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詩意，言快速的行程。這里意思是說：丈夫乘著駿馬很快地來和我相會。夫妻正如綠浦上的鴛鴦、錦屏中的翡翠，形影不離，永相諧和。這種構思比較精妙。妙在不言分離而言相聚，創造出一種歡樂溫暖的氛圍，使幻想與現實形成極為強烈的對照，顯示了現實與幻想的矛盾，強調出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存在這種幻想的情景。這樣，既表達了女子對幻想中生活的渴望，也烘托出女子在現實生活中的痛苦和哀怨。

詩的結尾，呼應開頭，總攬全詩。女主人公陳述了忍受分離之苦的原因。她說，自己正值芳年，又有艷如桃花的容貌，本應盡情享受夫妻恩愛生活的;怎奈做了商人的妻子，只得整日里愁風愁水。這里有深沉的慨嘆，又有溫柔的相思;既幽怨縈懷，又一往情深。其復雜微妙的心理，耐人尋味。

如果將此詩與李白《長干行》作一比較，是能分出區別的。其一，題材不盡相同。李白《長干行》是以女子自述口吻，抒寫了從“兩小無嫌猜”到“坐愁紅顏老”的生活經歷，展示了夫妻從青梅竹馬到熱烈愛戀，再到婚后離別的生活長卷;而此詩則以商人婦內心獨白的方式，集中抒寫了“愁水復愁風”的悲苦心情，展現了夫妻長期分離的特定生活境遇。其二，寫法不盡相同。李白《長干行》主要通過選取有典型意義的生活場景，抒寫了人物的悲歡離合，細膩委婉地展現了女子的內心活動。而此詩則主要描述了女子因丈夫長年不歸引起的痛苦，以及由眼前江面不太平帶來的掛牽，突出了離別之苦。抒寫中又以閨中少女與商人妻子、日里的分別與夢中的聚會、現實中痛苦的暌隔與幻想中甜蜜的諧和等等對比敘述的方式，十分逼真地展現女子的微妙心理。應該說，這兩首詩都十分成功地描繪了長干女子的感人形象以及她們豐富的內心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