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原文與賞析

杜甫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

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

白日來深殿，青云滿后塵。

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

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

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

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

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

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

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

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

蘇武元還漢，黃公豈事秦？

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

已用當時法，誰將此議陳？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

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杜甫于寶應元年(762)七月由成都送嚴武入朝，至綿州(今四川綿陽市)，值劍南兵馬使徐知道作亂，即轉赴梓州(今四川三臺縣)。他這時才獲悉李白正在當涂養病，于是寫了這首詩寄給他。此詩乃為李白晚年不幸的遭遇辯誣申枉，并為他不平凡的一生樹碑立傳。王嗣奭云：“此詩分明為李白作傳， 其生平履歷備矣。”盧世㴶認為這是“天壤間維持公道，保護元氣文字。” (《杜詩詳注》)它本身也是一篇“驚風雨”，“泣鬼神”的傳世杰作。李白同輩排行第十二，故稱“李十二白”。

此詩分三個大段，一個結尾。第一段自“昔年有狂客”至“青云滿后塵”，追述了李白于開元十八年(730)和天寶元年(742)兩入長安的事跡，對李白的前半生作了高度的概括，同時，對他的詩歌的藝術成就進行了熱情的贊頌。前六句說李白一游長安事。唐人孟棨《本事詩·高逸》記載：李白初至長安，賀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其為文。白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嘆者數四，號為謫仙。”該書還記載，賀知章讀到李白的《烏棲曲》云：“此詩可以泣鬼神矣!”賀知章號“四明狂客”。詩人根據這些史實，贊揚李白筆頭生花，連風雨也為之感到驚訝，連鬼神也為之感動哭泣。李白經賀知章的揄揚，于是稱譽光赫，名動京師。汨(gu古)沒，淹滯埋沒。三十年來默默無聞，此后就名滿天下了。此詩一開頭就顯得筆鋒突兀，氣勢不凡。非“狂客之譽”，無以彰“謫仙”之名。而“謫仙”這一稱號出自久享盛名的老詩人賀知章之口，更增加了它的份量。這一極富表達力的方式一開始就給讀者造成深刻的印象。李白初出茅廬，一鳴驚人，猶如演員登臺亮相，光彩照人，立即獲得滿堂喝彩。

后六句說李白二游長安事。“文彩”二句是說李白以擅長詩賦受知于玄宗，被召入京，供奉翰林;他那些無與倫比的詩篇必將流傳于后世。以下四句說的是李白供奉翰林期間的實事。“龍舟”句見唐人范傳正《李公新墓碑》：玄宗“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 “獸錦”句見李白《溫泉侍從歸逢故人》： “激賞搖天筆，承恩賜御衣。”蔡夢弼《杜詩注》引《李白外傳》云： “白作樂章賜錦袍。”因知作詩賜袍，乃實有其事。李白常被召入禁中或到金鑾殿上為皇帝草擬文告和樂章，由于身受寵待，以致一些慕名文士都來追隨左右。這時李白意得志滿，榮譽達于頂點，詩人亦不惜濃墨重彩，加以渲染。為人作詩傳，切忌蕪雜瑣碎。如果從童年寫起，再一一寫到青年、壯年、晚年，那就平淡無奇，冗長無味了。而詩人通過對李白兩入長安的描寫，用極為洗煉的線條就勾勒出一個風流倜儻、飄逸豪放的詩人李白，藝術地再現了一個活生生的“詩仙”形象。由此可以體味到詩人是何等的善于提煉素材，剪輯鏡頭。

第二段從“乞歸優詔許”到“諸生原憲貧”，追敘李白于天寶三載(744)春被賜金放還后，南北漫游、蹭蹬落魄的情景，并回顧自己在與李白相識交往過程中建立起來的親如兄弟的深厚友誼。“乞歸”句，這既是對李白的回護，也是對玄宗的隱諱。李白離京，實際上是遭到張垍、高力士等人的讒謗而被玄宗放逐的。他自己說過： “遭逢二明主，前后雙遷逐。”(《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書懷示息秀才》)是說被玄宗逐出長安于前，又被肅宗長流夜郎于后。李白離開長安后于這年夏天來到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與杜甫一見如故，情同手足。詩人接著說，李白既沒有辜負遁世隱居的素志，又能在受寵被重用和遭讒被排斥的不同境遇中善自保全自己。這仍是那種回護心情的繼續。相識后，李白很能鑒諒自己的“野逸”即放達不羈，自己也很欣賞李白的“天真”即胸懷坦蕩。“醉舞”句指李白的梁宋之游; “行歌”句指李白回到寓家之處山東兗州。這兩句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是一次跳躍，李白從此開始南北漫游。接著四句，筆鋒一轉，專寫李白懷才不遇，處境欠佳。雖才華橫溢，但理想抱負不得施展;仕途受挫，雖道德高尚卻無人理解。雖如東漢文士禰衡一樣才智卓越，但卻難免象孔子弟子原憲那樣窮愁潦倒。

這一段，詩人巧妙地運用了多層對比的手法。首先，李白奉詔入京與賜金放還，有“寵”有“辱”，通過“寵”與“辱”的對比，說明“乞歸”出于被迫，揭示了“優詔許”的虛偽性。其次，才高而命蹇，空有禰衡之俊卻難免原憲之貧，詩人通過這一對比譴責了造物的不公和人間的不平。詩人早就發過“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夢李白》)的感慨。第三，“醉舞”、“行歌”，似乎是一派歡樂氣氛，但接著寫李白的遭遇坎坷、窮愁潦倒，這就形成強烈對比，原來那不過是苦中作樂。最后，從總體上對比，君恩是虛偽的，友情才是真摯的。友情給李白帶來理解、同情和歡樂，君主的前寵后辱，給李白帶來的是蹭蹬、落魄和痛苦。

第三段從“稻粱求未足”到“薏苡謗何頻”，專寫李白長流夜郎前后的經歷，著墨最多，用力最大，寄慨最深，乃全篇重點。安史之亂起，李白因求仕不得，報國無門，于至德元年(756)秋隱居廬山。時永王李璘奉玄宗詔節度江陵，率軍東下，路過尋陽。李白在“辟書三至”、“王命三征”的情況下，于這年底抱著“掃胡塵”、“救河南”的愿望入了永王幕，但卻不自覺地卷入了肅宗和永王爭權奪位的矛盾漩渦之中。次年一月，永王敗死。李白下獄，繼而長流夜郎(今貴州正安縣)。“稻粱”二句，是說李白受聘不過是因生活所迫，有人說他得了永王的重賂，受了收買，純屬誹謗。詩人極力把李白入永王幕的政治色彩沖淡，旨在為李白開脫。李白曾辯解： “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如云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 (《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可與杜詩參照。

李白于至德二年(757)冬開始流放，未至夜郎，于乾元二年(759)三月在渝州遇赦，還憩江夏。因取道岳陽，南赴蒼梧避禍。蒼梧指湖南零陵、九疑山一帶，其地與五嶺接壤。《夢李白》中所說的“江南瘴癘地”，即指這里。“五嶺”二句，因格律關系，將時序倒置。前一句指避禍蒼梧，后一句指長流夜郎。“三危”，山名，在今甘肅敦煌縣南，乃帝舜竄三苗之處。但朱鶴齡、楊倫已表示懷疑(《杜詩鏡銓》)，浦起龍認為乃“三苗” (地名)之誤(《讀杜心解》)。現有人認為乃“三巴”之誤，這與李白“我竄三巴九千里” (《江夏贈韋南陵冰》)的自敘相合。至于時序倒置的例子，在唐詩中是屢見不鮮的。如“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 (溫庭筠《蘇武廟》) ; “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李商隱《馬嵬》)等。

“幾年遭鵬鳥”，時間、地點均與李白避禍蒼梧的事跡相符。西漢賈誼謫居長沙，舍來鵬鳥(即鴞鳥)，以為交了惡運，憂郁而死。李白當時作《放后遇恩不沾》云： “獨棄長沙國，三年未許回。何時入宣室，更問賈生才?”自比賈生，詩人因而亦以賈生比之。李白臥病當涂以手稿付李陽冰時，作《古風·其一》壓卷，詩云：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絕筆于獲麟。”自比孔子，自傷道窮。“獨泣向麒麟”，即用其事。

以上六句是敘事，歷敘李白晚年悲慘的遭遇和凄楚的心境。以下六句則是發議論，抒感慨，極力為李白申枉屈，鳴不平。以蘇武終于歸漢和夏黃公不事暴秦的故事，說明李白不會真心附逆。以穆生辭別楚王劉戊的故事，說明李白能夠自重，永王也并未任用他。梁“獄”句，說李白曾象鄒陽那樣上書為自己辯護。“已用”二句，是說如果當時因事理難明，李白服了流刑，那么，而今又有誰能夠將這些道理去向朝廷陳述呢?一個反問句，把無人仗義執言的感慨表現得更加深沉。而它的言外之意是： 仗義執言的人還是有的，那就是我!盡管“世人皆欲殺”，但我就是要給他申冤辯誣，給他樹碑立傳。讀到這里，我們仿佛看到了詩人義形于色，翹首問天的身影。

這一段在表現手法上最突出的是用典。前兩段僅“處士”二句用典，主要采用鋪敘和白描的手法，無論敘事抒情，都收到明快酣暢的效果。而這一段，因為涉及極為敏感的政治問題和微妙的皇室矛盾，要掌握分寸，要委婉含蓄，故在十二句中有七句用典。本來，詩不貴用事，以防晦澀板滯。但“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變態錯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 (《詩人玉屑》) “薏苡”句，是借題發揮。“幾年”二句，是借事比人。“蘇武”二句，是借人喻事(“元還漢”是正寫，“不事秦”是反說)。“楚筵”句，以彼事喻此事; “梁獄”句，以前人譬今人。這一連串的用事，準確貼切，流麗自然，而又變態錯出，不拘故常。所以后人評云： “詩家使事難，若子美，所謂不為事使者也。”(《蔡寬夫詩話》)

最后四句是結束語。詩人稱贊李白在垂老之年，猶吟詠不綴，祝愿他早日“病起”，為人間多留好詩。勸李白不要抱怨沒有沾皇帝的恩澤，表示自己要設法向朝廷探明究竟。這是在無可奈何中故作安慰之詞，讓老朋友在困境中感到一點人間的溫暖。可惜李白終于不起，就在這年底，真的追隨賈生和孔子去了。

此詩對仗工穩，辭藻華贍，剪裁得宜，用事精切。元稹《杜君墓系銘》云： “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指的就是這類作品。在杜甫的一百二十多首五言排律中，此詩無論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均不失為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