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柳州峒氓》原文與賞析

柳宗元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

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

鵝毛御臘縫山罽，雞骨占年拜水神。^①

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

柳宗元于唐順宗永貞元年(805)因參與王叔文為首的政治改革而遭貶為永州司馬，十年后于唐憲宗元和十年(815)召回長安，又遭打擊，改任柳州刺史。詩人此時雖還是四十三歲的壯年，但心境卻十分抑郁和憤懣。

此詩題為《柳州峒氓》，可見系詩人再度遭貶后在柳州所作。柳州，治所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峒(dong洞)，舊時對我國貴州、廣西少數民族聚居地方的泛稱。如苗族的苗峒，侗族的十峒、八峒，壯族的黃峒等。氓，草野之民。柳州峒氓，指柳州地區聚居的少數民族。詩以少數民族生活為題材的本不多見，詩人兩貶邊州，幸得目睹少數民族風土人情，入鄉隨俗，而又聯系自身遭遇感慨系之，讀來令人耳目一新。

“郡城南下接通津”，是說柳州城南的下面，連接著柳江四通八達的渡口。“接”字說明從柳江渡口至郡城有路相連，城郊峒民由此進城，來往不絕。柳州在當時是還未開發的荒涼偏僻之地，峒民聚居之地又在城南柳江以外，就更是邊遠的荒郊了。“異服殊音不可親”。詩人由于初到這陌生之地，加之風俗不同，乍遇峒民，自然覺得衣著不同，“聲音特異，鴂舌啅譟”(《新唐書》本傳)，語言不通，感到一時沒法同他們交談，難以親近。其實這一句可作兩面觀，從峒民眼里看，詩人不也是“異服殊音不可親”嗎?這就既寫出了詩人對峒民“欲親”而“不可親”的矛盾心理，也寫出了峒民對詩人的“不可親”。然而人的逆反心理常是這樣：越是“不可親”，就越更增強了“欲親”的迫切愿望。

接下來的兩聯，正是詩人在這種心理狀況下寫出的對峒民的生活狀況和風俗習慣的進一步了解。“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趁虛，即趁墟，趕集。宋代錢易《南部新書》八： “端州(今廣東肇慶市)以南，三日一市，謂之趕墟。”二句意為，住在邊遠荒野處的峒民按約定俗成的日子進城趕集，來時帶著用剛摘下的新鮮的綠色荷葉包的飯食，賣完山貨買點鹽巴，用青色的竹筍皮包好歸去。從“趁虛”可見當地的風俗。“趁虛”必“包飯”，可見來回路程之遠，必須帶上食物充饑。從“青箬裹鹽歸峒客”，可見峒民謀生之不易，生活極簡單而又十分貧困。“鵝毛御臘縫山罽”。臘，指寒冬臘月。山罽(ji計)，山里出產的一種毛織品。峒民由于生產水平低而又生活貧困，沒有也買不起絲棉布匹，為了御寒，就用鵝毛制被，山罽縫衣。以“山罽”制衣，照應“異服”，而使之更加具體形象。此句承上聯而來，進一步寫峒民的日常生活。“雞骨占年拜水神”，就又由日常生活進一步寫到生產方式和精神生活。雞骨，謂灼雞骨以占卜，是古代一種占卜之法。《史記·武帝紀》：“乃令越巫立越祝詞，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張守節《正義》：“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愿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兇，今嶺南猶行此法也。”占年，占卜年景的好壞。以“雞骨占年”的結果為早年，就去向水神跪拜祈求降雨。這是一種迷信風俗，詩人本不信神，但這樣寫正反映了峒民文化未開、愚昧無知的一面。同時也說明，峒民尚不知水利建設，其生產方式還比較原始，不過刀耕火種、靠天吃飯而已。這就又從經濟基礎這一帶根本性的問題上反映了峒民生活的窮困和艱難。也正因此，身為刺史的柳宗元，更想進一步親近他們，了解他們。此二聯對仗極工，概括力極強。

以上三聯，從住地、衣著、語言、趕集、生產、迷信等多方面描繪了峒民的生活狀況和風俗習慣，為尾聯轉寫詩人的行動和感慨作好了鋪墊。“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重譯，輾轉翻譯。章甫，殷時冠名。文身，在身體上刺畫有色的圖案或花紋。后句語出《莊子·逍遙游》：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二句意為，詩人不愿在官署里通過譯員和峒民接觸，寧愿拋棄中原服裝，隨峒民的習俗，身上也刺上花紋，學他們的樣子，和他們接近。“作文身”進一步寫出了峒民的風俗。詩人深知，只有尊重和依從峒民的習俗，才能同他們打成一片，進一步了解他們。全詩表面上看，重在寫峒民，實際上重點應在這尾聯上。它一方面通過從一開始的雖感到“不可親”到最后卻“欲投章甫作文身”，層層下翻地表現了詩人對峒民的親近和向往，以及接近人民、體察民情的決心。而透過“欲投章甫”又曲折地反映了詩人遠謫邊州的憤慨。

全詩用白描手法，抓住峒民有代表性的細節，生動地描繪出南方峒民生活的“異國情趣”，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同時，字里行間又表現了詩人對峒民貧困生活的深切同情。更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寓個人遭遇與憤慨于與峒民親近的平常敘述之中，“寄至味于淡泊”，“似淡而實美”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評韓柳詩》)，清麗自然，饒有余味。這正是柳詩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