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劍門》原文與賞析
杜甫
唯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
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
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
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
珠玉走中原,岷峨氣悽愴。
三皇五帝前,雞犬各相放。
后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
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
併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
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
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劍門,在今四川劍閣縣北。據《大清一統志》: “四川保寧府:大劍山在劍州北二十五里。其山削壁中斷,兩崖相嵌,如門之闢,如劍之植,故又名劍門山。”杜甫于乾元二年(759)十二月攜家眷從秦州同谷轉徙成都時,路過此地,他驚嘆于地形之險要,聯想到由藩鎮強大造成的安史之亂,意識到劍南之地容易為軍閥負險自固、割據稱雄,表現了對國家前途的深深憂慮。
這首詩的開始八句,猶如沖霄而上、壁立千仞的劍門山一樣,突兀而起,表現了作者初見劍門山那種驚愕的神態。啊,如此奇險、雄壯的大山,真是天設地造啊!山山相連抱住西南,山上的石頭犄角都指向北方。兩崖高聳,有似墻壁,砌壘之狀,宛如城郭。一怒而據守,即使百萬人也莫敢近前!這些生動的描寫,一方面是采用賦的手法,直接摹寫山勢的雄奇、險要和壯偉,展現了宏大壯闊的畫面,十分形象,使人如臨其境。楊倫說: “宋祁知成都至此,詠杜詩首四句,嘆伏,以為實錄。” (《杜詩鏡銓》)詩中用“險”字、“壯”字來形容劍門,也十分準確,一下子抓住了它的特點,全篇皆從此二字生發開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詩中采用了賦中有興的手法,寄寓了深刻的政治含義。特別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二句,意蘊豐厚,耐人尋味。浦起龍《讀杜心解》說: “俱以地險易動立論”,“抱西南,見曲為彼護;角北向,見顯與我敵。為篇末欲鏟疊嶂之根。”作者從險峻的山勢中,已經明確地感到,這樣特殊的地理環境,容易被野心家所利用,隨時都有脫離中央王朝,搞地方割據的危險。“石角”,表面是寫山,而其實是象征著那些居心叵測的地方軍閥,概括了深廣而實際的社會內容,表現了對時代危機的深刻認識。
在具體描寫的基礎上,作者針對時事,以雄肆之筆,抒發議論。中間十句,轉折變化,縱橫捭闔。作者先說當前朝廷剝削,珠玉等物日往中原,因而蜀民窮困,以至岷山、峨眉山也為之氣色悽愴。其中“走”字系從《韓詩外傳》中化來,卷六云: “夫珠出于江海,玉出于昆山,無足而至者,猶(同由)主君好之也。”這就委婉曲折地指出了唐王朝對四川人民的苛斂和搜刮,從而暗示出了天下致亂之由。然后,作者筆鋒一掉,又從歷史的角度發抒議論。回想上古時代,四川未通中原,那時人們不分彼此,連雞犬也是互相隨便放的。而夏商周以后,雖對遠方實行懷柔政策,但其設官受貢,已失柔遠本意,開了后世苛捐猛征之漸,并且對跋扈之徒也逐漸失去了控制,致使地方軍閥高視闊步,稱王稱霸,彼此互不相讓,廝殺得難分難解。這些議論,句句是說歷史,而句句又關合著現實。它的鋒芒所向,正是針對著安史亂后唐代中央王朝一面對人民殘酷剝削,一面又對驕橫的藩鎮姑息縱容、無力駕馭的社會實際,具有深刻的時代意義。作者把歷史和現實融為一片,使讀者在咀嚼品味的過程中,得到深深的啟發。
最后四句,作者以義正辭嚴的態度和斬釘截鐵的語氣,揭出了全詩的主旨,表明了作者反對分裂、維護國家統一的強烈愿望和激情:我要譴責天公,真想鏟平這重山疊嶂;想到割據一方的事將來偶或有之,我不禁臨風惆悵、沉默無言了!這最后四句十分重要,是全詩的關鍵所在。“罪真宰”、“鏟疊嶂”云云,與篇首對險、壯的極力描寫,遙相呼應,使上面的描寫落到實處; “恐此復偶然”,又是對“併吞”、“割據”等議論的總結,并進一步明確指出了對今后形勢的憂慮。陳貽焮先生說: “詩人所慮者有二:一,劍門天險,利于軍閥扼險割據,古已有之,今亦難保無虞;二,天府之國,物產豐富,若誅求太過,難免結怨生亂。這也就是這首詩的主旨。” (《杜甫評傳》中卷)這深沉的憂慮,使得全詩的結尾顯得更為沉郁有力,作了力重千鈞的收束。然而,作者在最后一句,卻又有意宕開一點,“臨風默惆悵”,生動地畫出了詩人欲言難言的形象,隱隱透露出無可奈何的情緒,給人以悠然意遠的感覺。從開篇的突兀而起,經中間的轉折變化,到最后的稍稍宕開,全詩象狂瀾陡漲,翻騰奔涌,流向遠方,把作者心潮變化的過程,生動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從而領悟到雄奇闊大、蒼茫浩遠的詩意。
楊倫在《杜詩鏡銓》中評論此詩: “以議論為韻言,至少陵而極,少陵至此等詩而極,筆力雄肆,直欲駕《劍閣銘》而上之。”極為中肯。杜甫在詩中議論,為宋人的以議論為詩開了先河,但杜甫的詩中議論畢竟不同于一般宋人,有其自身的特點。一方面,作者的議論與景物和人事的描寫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議論有形象作為基礎,自然生發,因此毫不抽象。另一方面,作者在議論中灌注著自己的激情,語語扣動讀者的心弦,因此毫不枯燥。再一方面,作者的議論與國家、人民緊緊相連,處處針對著現實社會,切切實實,因此毫不空泛。此后不久,盤據在兩川的軍閥段子璋、徐知道、崔旰、楊子琳之流果然據險為亂,把個好端端的四川弄得戰火橫飛,生靈塗炭,杜甫本人也深受災難。仇兆鰲說:“公之料事多中如此,可見其經世之才矣。”杜甫具有一定的政治預見性,從此詩的議論中可以得到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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