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忱·吊白居易》原文與賞析

李忱

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李忱即唐宣宗，他即帝位后，“精于聽斷”，國家得到治理，“十余年間，頌聲載路”，史稱“雖漢文、景不足過也”。宣宗不僅具有政治才能，也頗愛好詩歌。“每曲宴，與學士倡和，公卿出鎮，多賦詩餞行” (《全唐詩》)。他對白居易尤為敬重。據唐代孟棨《本事詩》：“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 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 ‘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為楊柳之詞以托意，曰： ‘一樹春風萬萬枝，嫩于金色軟于絲。永豐坊里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之。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風雅，又為詩一章，其末句云： ‘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兩枝。’”但就在宣宗即帝位后五個月，即會昌六年八月，七十五歲高齡的白居易不幸溘然長逝，宣宗不勝悲悼，以一往深情，寫下了這首《弔白居易》。

詩篇一開始就對白居易的詩作推崇極高，對詩壇上這顆巨星的隕落表示了深切的惋惜之意。“綴玉聯珠六十年”，是說白居易在詩歌創作中經歷了漫長的歲月，獻出了畢生的精力。現存白居易詩中最早的一首是《賦得古原草送別》，為應考習作，作于貞元三年(787)，時年十六，到會昌六年(846)逝世，正好六十年。其實，據白居易《與元九書》所說，“及五六歲，便學為詩”，則他的詩歌創作活動尚不止六十年。象他這樣很小就從事詩歌創作，一生長期堅持不懈的詩人，在唐代和唐代以前的歷史上也并不多見。詩中說“六十年”，滿含著贊嘆之意。特別是以珍珠、美玉來比喻他的詩，不僅對他幾十年的創作成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表示了由衷的贊美。像這樣一位成績斐然的偉大詩人，忽然辭世，怎不叫人萬分痛惜呢?所以下句接著說，“誰叫冥路作詩仙?”上一句平平敘起，這一句即以問句承接，其中充滿著痛悼的激情，蘊藏著豐富的含義。一方面，表現出作者對老臣的依依不舍之情： 自己剛即帝位不久，正要利用萬機之暇，來和這位敬仰已久的老詩人切磋詩藝，誰知竟然來不及見面，就奄然去世了。“誰教”二字，飽含著對突然逝世的驚愕，和對老臣的無限愛惜。另一方面，作者也隱然以白居易的“知音”自命，表現出對偉大詩人的理解和愛護。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談到自己“連朝接夕”地勤苦作詩時說： “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作者在詩句中明確肯定他是“詩仙”，就說明自己對白居易畢生勤苦作詩，以充分發揮詩歌對政治教化的作用，是完全理解的，而且是欽佩和贊揚的。這種理解，出自帝王之心，并形之于文，真是難能可貴。

中間兩聯，作者從老詩人的思想性格和詩歌成就兩個方面，作了極為中肯的評價，字里行間洋溢著深情厚愛。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這一聯著重在贊揚白居易不計名利、隨遇而安、樂觀曠達的思想性格。上一句使人聯想到白居易年青時謁見成名詩人顧況的情景： “樂天未冠，以文謁顧況，況睹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披卷讀其《芳草詩》(按即《賦得古原草送別》)，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嘆曰：‘我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前言戲之耳。”(《全唐詩話》卷二)同時，也使人聯想到詩人一生多次遭貶、坎坷終生的情景，他象浮云一樣，飄然不定，但又無處不悠然自得，專心從事詩歌創作。這是什么原因呢?下句接著說，是因為他認識到“無為”是自然的規律，以“樂天”為字而自勉。“無為” “知足”思想，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也是李唐王朝極力提倡的思想。而白居易一生特別是后期，處在宦官專權和牛李黨爭的激烈的政治漩渦之中，更感到消極處世、避禍全身的必要。因此，他在仕途中不汲汲于進，而志在于退。陳寅恪先生在《白樂天之思想行為與佛道關系》中說，白居易“外雖信佛，內實奉道”，其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來。蓋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此為“樂天安身立命之所在”。這一聯對白居易的思想分析得十分深刻，但這種“分析”卻不是發抒議論，而是客觀地寫出他的名和字，構思十分巧妙。兩句對仗工穩，絕無造作之痕，真是天然妙合。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這一聯著重贊美白居易在詩歌創作上取得的非同一般的巨大成就。不過，這種贊美卻不是泛泛評論，而是挑出他的兩篇代表作，進行形象而高度的概括。《長恨歌》和《琵琶行》，是白居易詩歌中最負盛譽的兩篇敘事長詩，它們以曲折婉轉的層次，細致生動的描寫，平易精妙的語言和含蓄深刻的思想，在當時和后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雖然篇幅較長，但不少人卻能背誦和歌唱。《與元九書》中說： “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其流傳情況，于此可見一斑 詩中說“童子解吟”，則成人和文人學士更不論矣;而“胡兒能唱”，則國內的傳唱就更為廣泛了。并且，白居易的敘事長詩都能如此廣泛流傳，那么，那些為數極多的精致的短章，如《新樂府》、《秦中吟》之類，就自然也膾炙人口了。

在對白居易的思想、詩歌作了評價之后，作者在最后一聯中，以滿腔激情，對全詩作了總括性的結束，流露出悠遠無盡的哀思。“文章已滿行人耳”，好像是對逝者的安慰。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 “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作者在這里點到此事，寄托深沉的哀痛。因為詩人的作品至今仍然廣泛地傳唱人口，每當作者聽到所唱詩歌的時候，就自然想到了溘然逝去的偉大詩人，所以最后說“一度思卿一愴然”，心中充滿著無窮的凄愴之情。這一句與“誰教冥路作詩仙”相照應，把作者的思念之情和悲悼之意，表達得更為深入，充滿著動人的情意。

這首詩在風格上，與白居易的詩歌十分相似，平易淺切而又精妙異常。特別是那種親切藹然的氣度，尤為感人。按理說，凡帝王悼念臣下的詩文，居高臨下，容易寫得矜持做作，但此詩卻迥然不同，如友人存問，如親朋相弔，娓娓動人。這原因，首先是由于他的性格比較平和。《舊唐書》說他“與群臣言，儼然煦接，如待賓僚，或有所陳聞，虛襟聽納”，表現出謙遜的態度。其次，他在即位之前的艱難處境與白居易的坎坷經歷頗有共通之處，二人深自韜晦的思想又很接近，這就使得他能更好地理解白居易，生發出更多的同情之心，因而寫得情真意摯，讀來親切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