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原文與賞析

李商隱

沛國東風吹大澤，蒲青柳碧春一色。

我來不見隆準人，瀝酒空余廟中客。

征東同舍鴛與鸞，酒酣勸我懸征鞍。

藍山寶肆不可入，玉中仍是青瑯玕。

武威將軍使中俠，少年箭道驚楊葉。

戰功高后數文章，憐我秋齋夢蝴蝶。

詰旦九門傳奏章，高車大馬來煌煌。

路逢鄒枚不暇揖，臘月大雪過大梁。

憶昔公為會昌宰，我時入謁虛懷待。

眾中賞我賦高唐，回看屈宋由年輩。

公事武皇為鐵冠，歷廳請我相所難。

我時憔悴在書閣，臥枕蕓香春夜闌。

明年赴辟下昭桂，東郊慟哭辭兄弟。

韓公堆上跋馬時，回望秦川樹如薺。

依稀南指陽臺云，鯉魚食鉤猿失群。

湘妃廟下已春盡，虞帝城前初日曛。

謝游橋上澄江館，下望山城如一彈。

鷓鴣聲苦曉驚眠，朱槿花嬌晚相伴。

頃之失職辭南風，破帆壞槳荊江中。

斬蛟破璧不無意，平生自許非匆匆。

歸來寂寞靈臺下，著破藍衫出無馬。

天官補吏府中趨，玉骨瘦來無一把。

手封狴牢屯制囚，直廳印鎖黃昏愁。

平明赤帖使修表，上賀嫖姚收賊州。

舊山萬仞青霞外，望見扶桑出東海。

愛君憂國去未能，白道青松了然在。

此時聞有燕昭臺，挺身東望心眼開。

且吟王粲從軍樂，不賦淵明歸去來。

彭門十萬皆雄勇，首戴公恩若山重。

廷評日下握靈蛇，書記眠時吞彩鳳。

之子夫君鄭與裴，何甥謝舅當世才。

青袍白簡風流極，碧沼紅蓮傾倒開。

我生粗疏不足數，梁父哀吟鴝鵒舞。

橫行闊視倚公憐，狂來筆力如牛弩。

借酒祝公千萬年，吾徒禮分常周旋。

收旗臥鼓相天子，相門出相光青史。

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十月，武寧軍節度使(治所在徐州)盧弘止奏辟李商隱入幕任節度判官。盧弘止和商隱的前一位幕主鄭亞，都是會昌年間為名相李德裕所倚重的人物。在平定澤潞叛鎮劉稹前后，為防止河北藩鎮乘機擴張勢力，曾任命盧為邢、洺、磁三州(原為劉稹所據)留后及河北兩鎮宣慰使。其后盧在理財治軍方面也頗有成績。商隱與弘止早歲即有交誼，此次應辟入幕，又頗得盧的知遇。政治傾向的一致與個人情誼的投合，使困頓蹉跎的詩人在入幕初期精神比較振奮，思想性格中本來就具有的豪邁不羈的一面便在潛伏中蘇醒過來，得到進一步發揚。這首作于大中四年春的帶有自敘傳性質的長篇七言歌行，著重敘寫了從會昌末到入盧幕前這段期間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感情，是了解詩人生活、思想和詩歌藝術風格多樣性的重要作品。詩分三段，第一段從時、地引出徐幕同舍和幕主盧弘止奏辟自己入幕的經過。第二段著重回顧自己從會昌末到入徐幕前的經歷遭遇，包括任職秘省、赴桂林幕、桂幕生活、離幕北歸、任京兆掾等，并交叉敘述與盧弘止的交誼始末，是全詩中心部分。第三段贊美同僚、祝頌府主，并夾寫自己的懷抱與性格。

作為一首帶有自敘傳性質的長詩，這首詩的一個顯著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詩人自己的形象。宣宗即位后，廢棄會昌時期某些有積極意義的政治措施，打擊李德裕等有功將相，“賢臣斥死，庸懦在位”，政治愈趨腐敗，詩人的境遇也日益困窘。詩一開始就慨嘆“我來不見隆準人”，透露出對現實中封建統治者的失望，詩中更以主要篇幅敘寫這段時期困頓失意的境遇——從“憔悴在書閣”到 “赴辟下昭桂”，從“失職辭南風”到“補吏府中趨”，從中可以看出一個有才能有抱負的文人在當時現實中所遭到種種不公平的待遇以及他對現實政治的不滿與怨憤。但尤為可貴的是詩人在困厄境遇中所顯示出來的豪邁胸襟抱負。盡管境遇極為坎坷，但“愛君憂國”之志、“斬蛟破璧”之慨不因之而少衰。“此時聞有燕昭臺”四句，報國從戎之情溢于言表; “我生粗疏不足數”四句，豪縱不羈之慨如在目前。詩中所塑造的詩人自我形象，與史籍中所誣稱的“放利愉合”、“詭薄無行”的李商隱其人固大異其趣，也和通常印象中多愁善感、軟弱消沉的詩人形象顯有區別。清田蘭芳評道： “傲岸激昂，儒酸一洗。”倒是抓住了詩中所塑造的詩人形象的主要特點。和一般的抒情詩主要憑借感情的抒寫來塑造詩人形象有別，這首自敘傳性質的詩主要是通過生平經歷的敘述不斷展示自己的抱負、性格。象“頃之失職辭南風”四句，敘述離桂幕北歸途經荊江時，舟行遇風，帆破槳壞的一段驚心動魄經歷，同時也象征性地表現了不畏人生道路上的險風惡浪，敢于與命運搏斗的胸襟氣概。接下來“歸來寂寞靈臺下”一節，先極力敘寫回到長安后仕途的蹭蹬，生活的困頓，心境的寂寞，就在遙想舊山，萌發出世之想的時候，忽又異軍突起，轉出“愛君憂國去未能”的表白和“且吟王粲從軍樂，不賦淵明歸去來”的高唱，從而把詩人雖處困境卻始終面對現實、熱情對待生活的思想性格突現出來，特別是“且吟”二句，既是巧妙的敘事，又是成功的抒情，讀來有一種豪縱之氣流注于筆端。末段寫幕中生活，也有對自己性格氣質的生動描寫： “我生粗疏不足數，梁父哀吟鴝鵒舞。橫行闊視倚公憐，狂來筆力如牛弩。”自謙中流露出自賞與自豪，感激知遇中表現出狂放不羈，是塑造自我形象的傳神之筆。

本篇在構思上以自敘生平經歷、性格抱負為經線，以記述與幕主盧弘止及同舍的交誼為緯線，二者交錯分合，相互映襯引發，不但使全篇敘事錯綜而富于變化，而且使知己者的溫暖情誼成為黯淡寂寞的時代氛圍中彌足珍貴的亮色，成為詩人用積極態度對待生活的精神因素。因此這種構思不僅是題目本身的要求，更是主題表達和詩人形象塑造的需要。

這首詩的語言風格與《韓碑》顯然不同。《韓碑》的語言明顯具有散文化的特點，高古雄健中時帶清新。而本篇由于采用受近體影響較深的歌行體，語言明顯偏于鮮妍秾麗，富于文采。但并非單純的華美婉媚，而是將華采與詩人那種豪縱不羈的情懷、深沉凝重的感慨融為一體，從而使這首詩具有一種既雄邁奔放而又鮮妍明麗的風格。詩的中間一大段歷敘初謁會昌、憔悴書閣、南赴昭桂、北返長安、任職京兆、東望彭門等生活經歷，其間寫景紀行，有許多文辭相當華美的詩句，但由于在敘述描繪中貫注著詩人的深沉凝重的人生感慨和豪邁不羈情懷，讀來絲毫沒有柔弱華靡之感。它把“碧沼紅蓮傾倒開”式的鮮妍明麗與“狂來筆力如牛弩”式的豪放健舉有機融合在一起，于敘次分明流暢中時見波瀾頓挫，于揮灑自如、一氣流注中時露深沉凝重，藝術上較其早期七古更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