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

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

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

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

搜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

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

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㧑呵。

公從何處得紙本，毫發盡備無差訛。

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

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

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

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

陋儒編《詩》不收入， 《二雅》褊迫無委蛇。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

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

憶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稱元和。

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量度掘臼科。

濯冠沐浴告祭酒，為此至寶存豈多?

氈苞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載數駱駝。

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

圣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

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

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貼平不頗。

大廈深檐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

中朝大官老于事，詎肯感激徒媕婀。

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

日消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

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

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

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軻。

安能以此上論列?愿借辯口如懸河。

石鼓之歌止于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這是題詠《石鼓文》的一首長詩，為韓愈的代表作之一，歷來頗負盛名。 《石鼓文》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在十塊鼓形石上，每塊各刻四言詩一首，歌詠國君游獵情況，因而也稱“獵碣”。所刻書體，為秦始皇統一文字前的大篆，歷來對其書法藝術評價頗高。它的制作年代，唐人一般認為是周宣王時;宋人始提出始皇以前之說;經近代和今人研究，公認為秦刻石，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獻公諸說。石原在天興(今陜西寶雞)三畤原，唐初被發現。自唐以來，詩人題詠甚多，韋應物、韓愈、蘇軾的《石鼓歌》為其中最著者。當時韓愈建議移存太學，但未被采納。宋徽宗時曾從鳳翔移至汴京，金人陷汴京才運到北京。十石文字大多剝泐，原石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韓愈(768—824)，唐文學家、哲學家。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縣西)人。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曾任國子博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職，卒謚文。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思想上尊儒排佛。與柳宗元同為古文運動倡導者，舊時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詩風格雄奇豪蕩，并以文入詩，有時流入險怪，對宋詩影響頗大。有《昌黎先生集》。

韓愈的這首長詩，可分如下幾層來賞析：

第一至四句為第一層，敘《石鼓歌》寫作緣由，為全詩總冒。

張生，有人說指張籍，有人則認為指張徹。少陵，地名，在長安縣(今陜西西安)南，唐詩人杜甫曾居于此，并自稱“少陵野老”。謫仙，指李白。 《新唐書·李白傳》：李白“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 ‘子，謫仙人也!’”詩的第一層是說：張生拿著《石鼓文》，勸韓愈作《石鼓歌》。韓愈想到：大詩人李白、杜甫均已去世， 自己學淺才薄，將拿石鼓怎么樣呢?這一層既表現了詩人的謙虛，又起了點題的作用，四句中三句言及“石鼓”。反復地承應和突出了詩題。

第五至十六句為第二層，詩人推測和想象《石鼓文》誕生的時代及制作情況。

“周綱凌遲四海沸”。陵遲，斜平，引申為衰落頹敗。周室到了厲王時代，統治發生危機，綱紀已亂，四海動蕩不安，沸反盈天。這句的藝術用意是故作跌宕，以反襯下句： “宣王憤起揮天戈。”周宣王(?—前782)，姬姓，名靜(一作靖)，厲王之子，史稱“中興之王”。他憤起舉兵，南征北伐。揮天戈，指天子用兵。于是， “大開明堂受朝賀”。明堂是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會及祭祀、慶賞等大典均于其中舉行。詩人寫到，周宣王明堂大開，諸侯紛紛入朝，劍上的佩玉因磨擊而鳴聲琤琮，交響左右。透過這一細節描寫，可見朝會的人數之多，典禮之盛。

詩篇緊接著轉入重點描敘：周宣王蒐(游獵)于岐陽——岐山之南，浩蕩的車隊，馳騁的駿馬，雄姿俊發，不可一世。“萬里禽獸皆遮羅”，遼闊的地區之內，飛禽走獸均被遮攔收羅殆盡，這是何等的聲勢!韓愈把石鼓定為周宣王時作，主要的根據是《詩經·小雅·車攻》。該詩起句“我車既工，我馬既同”，與《石鼓文》起句相同; 《車攻序》也說： “宣王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故而有人把石鼓稱作“周宣王獵碣”。然而周宣王蒐于岐陽這個特定的地方，古籍卻無明文。據《左傳》載，倒是“周成王蒐于岐陽”，韓愈在詩中誤將它與宣王田獵之事混而為一了。

“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鐫、勒，義均為“刻”。隳，毀壞。嵯峨，山勢高峻，這里指高山。兩句意為：為了刻石記載與諸侯田獵的盛舉，使之與石同壽，傳留萬代，竟毀壞高山，將巨石鑿成大鼓之形。詩人還說，由于隨從的臣子才藝都是第一流的，于是揀選撰刻，終于將石鼓留在山陵。

詩中又寫到，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物，千百年來經磨歷劫，不論是風吹雨淋，還是烈日烤曬，或是野火焚燒，都沒能使它毀滅，這是由于有鬼物守護著， “煩撝呵”三字，更寫得形象生動，鬼神們對于不利于石鼓留存的種種自然力，或以手揮去(撝)，或責怒呵喝(呵)，這同時也把風、雨、日、火等自然物擬人化了。

第十七至三十句為第三層，贊頌張生的《石鼓文》紙本。

詩人問道：公(對張生的尊稱)從哪里得到這罕見的拓本?它和留傳下來的原石相比，幾乎是形態盡備，沒有絲毫差異虧訛。

接著，評論和描述其字體書法。 《石鼓文》辭義嚴密，讀了也很難全部知曉;就字體看，既不似漢代盛行的隸書，又不似先秦的蝌蚪古文(頭粗尾細、形似蝌蚪的一種字體)。當然，由于年深日久，不免有缺損的筆畫，然而這類缺畫，也生動可觀，猶如快劍斫斷了的活生生的蛟龍和鱷魚。 《石鼓文》的筆勢風格，是如此翩翻多姿，好像仙人們將要從天而降，鸞鳥鳳凰在長空展翼飛翔，以為先導; 《石鼓文》的字畫結構，是如此錯綜美妙，好像珊瑚碧樹，交相輝映，枝柯縱橫，自然天成;再看它的筆畫線條，又好像金(金屬)的繩，鐵的索，鎖的紐，盤屈而又壯美;而《石鼓文》中某些漫漶隱滅的字跡，又令人想起某些神異的故事。 “古鼎躍水”的傳說，出于《水經注》。據載，周顯王四十二年，作為國家重器的九鼎淪沒于泗淵。秦始皇時，鼎現露于水，始皇大喜，命數千人入水以繩索系而拉之，但繩索被龍齒咬斷，寶物終于沒有出水。“龍騰梭”的傳說，出于《晉書·陶侃傳》。陶侃在雷澤捕魚，曾網得一個梭子，回家后就把它掛在墻壁上，不久，雷雨大作，棱子變成赤龍，騰空而去。這些傳說的引用，把人們的眼光從剝泐的字跡引向神話的空間，奇思遐想，聯翩而至。“快劍斫斷生蛟鼉”至“古鼎躍水龍騰梭”五句，是全詩最為精彩的片斷，它雄渾光怪，想象豐富，句奇語重，鎮得住紙，可謂大手筆。

《石鼓文》為規整的四言詩。韓愈又將筆鋒轉到其文學價值方面，指出它應該列入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而當之無愧。但遺憾的是， “陋儒編詩不收入”。這里的“陋儒”，有人認為是指責孔子，因為據傳《詩經》是孔子刪定的;有人認為是指責漢代魯、齊、韓、毛四家傳《詩》的學派;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則認為： “指當時采風者言……焉有不滿孔子意?”沈說較合理。周代曾有采詩的制度，采詩之官將收集的詩歌逐級上獻，以供天子觀民風，知得失。韓愈既然認為《石鼓文》系周宣王時所作，那么不把它采獻編入，必然是陋俗的儒生無疑了。 “《二雅》褊迫無委蛇”，這是進而說， 《詩經》中的《大雅》、 《小雅》包括其中歌詠周宣王征伐的詩篇，往往不免有褊迫(詩意狹小迫促)之弊，而缺乏頌歌周宣王功業的《石鼓文》那種委蛇(tuo)之美，亦即那種雍容自得、紆余不迫的詩趣。顯然，韓愈這種抑彼揚此的寫法，是帶有夸飾成分的。詩人又為孔子解釋說，孔子沒有到過西部的秦地(陜西)，未見到石鼓;而采詩的“陋儒”們則囿于識見， “掎摭(ji zhi)星宿遺羲娥”，也就是說，他們所采摘的，僅僅是天上的星星，卻遺漏了大而光輝的日月。羲，這里指羲和，以代太陽。古代傳說認為，太陽乘在車上，由六龍拉車，羲和駕御。娥，指嫦娥，古代有“嫦娥奔月”的神話，這里借以指月亮。韓詩這句的用意是，通過貶抑《詩經》中的某些篇什，從而抬高《石鼓文》的文學地位，這當然也是用了夸張的手法。

從第三十一至六十句為第四層，敘述自己建議收拾石鼓，移置太學，但意見未被采納。

詩人嗟嘆道，自己雖然好古，但只恨出生太晚，沒有可能親見周宣王大舉田獵并鑿鼓紀功的盛況，因而對此不免涕淚縱橫，滂沱如雨。他回憶起石鼓自唐初發現后，仍一直散棄于野，是自己首先提出移置這一歷史文物的建議。那時唐憲宗剛改號元和(806)，自己從江陵召為國子博士。 “故人從軍在右輔”， “故人”，一般認為指鄭余慶，其實不然，當另有所指。右輔，京都的“三輔”之一，指鳳翔府(在今陜西)。韓愈回憶說，當時故人為鳳翔節度府從事，他曾設計挖掘“臼科” (坑穴)用以妥置石鼓(石鼓下部尖削，有坑則穩)。于是，濯冠沐浴以示虔敬，請于國子監祭酒，要求高度重視這存世極少的至寶。韓愈提出，只要用毛氈、草席包裹著，移置之事可立即辦成，十只石鼓用數只駱駝運載就足夠了(其實并不如此輕易，這是因為韓愈并未親見石鼓)。 “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薦，進獻。太廟，皇帝的祖廟。郜(guo)鼎，春秋時郜國所鑄之鼎。 《春秋·桓公二年》：“四月，取郜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這兩句用作比的方法說明，作為珍貴的文物，石鼓完全有資格獻于太廟，它的光輝身價比起歷史上的郜鼎來，何止超過百倍?詩人又說，皇上如果恩許留在太學——古代的高等學府里，那么諸生就可以面對實物進行講解，共同商討研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他又把石鼓和東漢的《石經》相比。 《石經》，見陳介祺《題〈甄古齋印譜〉》賞析。韓愈認為， 《石經》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遠不及《石鼓文》。 “觀經鴻都尚填咽”， 《石經》立于太學門外，觀賞和摹寫的人尚且車馬填塞街陌，更不用說石鼓了。鴻都，這里借指太學。 《后漢書·靈帝紀》： “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生”。韓愈想象道，如果把石鼓留在太學，那么行將見到全國都來奔波，都來觀賞和摹寫。剜剔石鼓上的苔蘚，使石刻文字露出棱角，安置得十分妥帖，毫無不平之處。石鼓的上面，有大廈深檐給予覆蓋，這樣就可以“經歷久遠期無佗。”佗，同“他”。 “期無佗”，就是希望它不要發生其他的意外，能永久地保存下去……詩人韓愈的建議和設想，是合理而又可行的，是以保存作為稀世珍品的石鼓為出發點的，因而他在詩中通過回憶，加以詳述，這段文字寫得情深意切，語多而不繁，詳盡而不厭。

然而，韓愈的合理建議，并沒有被采納。 “中朝大官老于事”，這些大官們老于世故; “詎肯感激徒媕婀”，詎肯，哪里肯。感激，有所感受而情緒激動。媕(an)婀，猶豫不決。他們或認為事不關己，或認為無關緊要，因而無動于衷，漠然置之，徒然沒有決斷，沒有主見，這就是中朝大官對待石鼓的態度。于是石鼓依然被散棄于野，備受損壞，放牛的牧童用以敲石火，牛也在石鼓上磨角，還有誰再去撫摩觀賞這一藝術珍品呢? “日消月鑠就埋沒”，這是中朝大官拒絕合理建議后石鼓的必然命運。 “六年西顧空吟哦”，這里，跳動著韓愈西顧向秦、系念石鼓的一顆眷眷之心!韓愈《石鼓歌》作于元和六年，離元年已有六年之久，他對此事一直引以為憾。不過，后人是同情和支持韓愈的。宋梅堯臣《石鼓歌為雷逸老，因呈祭酒吳公》寫道：

歷秦漢魏下及唐，無人著眼來形相。

村童戲坐老死喪，世復一世如鳥翔。

唯聞元和韓侍郎，始得紙本歌且詳。

欲以氈衣歸上庠，天官媕阿駝肯將?

……

這也是對中朝大官的諷刺和抨擊!韓愈詩中繼續寫道： “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王羲之數紙換白鵝的軼事，見李白《王右軍》一詩賞析。至于謂之“俗書”，有人認為韓愈太狂肆，其實，這里固然有修辭手法的問題，意謂王羲之的“俗書”尚且有如此價值，何況古雅的篆書《石鼓文》呢?這是為了取得映襯的藝術效果而予以貶抑。然而這“俗”是時俗之“俗”，不是俚俗之“俗”。沈德潛《唐詩別裁集》根據王羲之善隸書這一事實指出： “隸書風俗通行，別于古篆，故云俗書，無貶右軍意。”王羲之的隸書(實即楷書)或行草，比起古篆的代表作《石鼓文》來，當然是通行的“俗書”，何況王羲之的新體書往往不講究偏旁書寫呢?趁姿媚，趨向于“姿媚”的風格，這是指王羲之書風格的妍美流便的一面。張懷瓘《書斷》： “真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韓愈又寫道： “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就石鼓的所在地來看，繼周代以來，經歷了秦、漢、魏、晉、元魏、齊、周、隋八個朝代，直至唐代總算比較安定，結束了長期爭戰的局面，但仍無人去收拾石鼓，其理由又是怎樣呢?那(nuo)，也就是“何”的意思。

這首論書詩的最后六句為第五層，以感慨作結。

“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軻”。柄任，重用。丘軻，孔丘、孟軻，均為儒家學派杰出代表。這句一方面見出韓愈是尊崇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的，因此上文“陋儒”決不是指孔子;另一方面，這句詩又帶有反語的意味，其實是說當今并不尊崇孔孟儒學，因為孔子就信而好古，并曾說：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信奉孔子的人，怎會漠視從周代流傳下來的珍貴文物——石鼓呢?所以韓愈自問自答地說，怎能根據這一點來進獻議論呢?希望能借助口若懸河、能言善辯的好口才……然而， 《石鼓歌》只能寫到這里了， “嗚呼吾意其蹉跎”，我的一番心意看來只能是蹉跎——白費虛擲了!這首詩的結尾數句，語不接而意接，情似淡而實濃，寫得婉曲多諷，幽咽蒼涼不荊

韓愈這首長詩可謂卓然大篇，總冒之后即敘石鼓來歷，再頌石鼓紙本，至此結構似略嫌平直;但韓愈不愧為大家，第四層陡然凌空議論，補敘建議經過，以見懷古情深;最后抒寫感慨加以深化，從而更助感情波瀾。綜觀全詩，它氣派肅穆沉重，風格雄勁豪蕩，色調怪奇瑰偉，章法起伏頓挫，確是不可多得的論書詩長篇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