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

何用草書夸神速，開卷惝恍令人愁。

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時瘳。

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游。

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飲美酒銷百憂。

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

君于此藝亦云至，堆墻敗筆如山丘。

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

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

胡為議論獨見假，只字片紙皆藏收?

不減鐘、張君自足，下方羅、趙我亦優。

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綢。

石蒼舒，字才美，京兆(今陜西西安)人。官為承事郎通判保安軍，嘗為丞相呂大防所薦，不達而率。善行草，有骨氣。蘇軾判鳳翔時，過長安，必至其家。在這首詩里，蘇軾對石蒼舒的草書表示贊賞，并表達了對自己書法的某種評價。

論書詩的第一至四句為第一層，認為文字和書法對人生來說都是價值不大的。

“人生識字憂患始”，這是說，人的一生從學習識字開始，也就是憂患的開始;相反，不識字反而無憂無慮。這一思想源于先秦老子的“絕學無憂” (《老子·第二十章》)。當然，蘇軾在這里并非一意宣揚老莊的虛無思想，而是借題發揮，說牢騷話，因為作為才華出眾的知識分子，蘇軾常被嫉妒和排擠，遭遇頗為坎坷。而且應看到，這牢騷之中，也包括對其他知識分子坎坷遭遇的不平之鳴。 “姓名粗記可以休”，這是首句詩意的延伸。意為只要能記自己的姓名即可結束識字了，大可不必登堂入室。這句又用了項羽的典故， 見伊秉綬《印章》一詩賞析。

詩的第三、四句，由貶抑識字進而貶抑草書，這是第一、二句牢騷語的繼續和發展。詩人問道，為什么要用草書的龍飛鳳舞來夸耀書寫的神速呢?人們開卷就感到模糊不清，令人發愁。倘恍(chang huang)，迷迷糊糊，不清楚。

第五至十六句為第二層，主要從正面贊美石蒼舒對書法的癖好及其書藝的高超。

“我嘗好之每自笑”，先說自己愛好書法，同時自己又常常感到可笑。這句可與蘇軾《次韻子由論書》中“好之每自譏”對照著讀。 “君有此病何能瘳”。瘳(chou)，病愈。這句是說，你也有此病又怎能痊愈呢?繼而寫道： “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不異逍遙游。”詩意完全過渡到贊頌石蒼舒的書藝上來了。石蒼舒曾說書法中有“至樂”。至樂，為莊子哲學中的名詞，意為最大的快樂。石蒼舒借用這一名詞賦予新義，說明創作和欣賞書法是最高級的審美享受，能給人以最大的樂趣，其適意的程度無異于“逍遙游”。 《莊子》一書有《逍遙游》篇，意在發揮閑散不拘、優游自得的哲學思想。本詩中的“逍遙游”，指一種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逍遙自得狀態。

接著詩人又說，石蒼舒近來又建“醉墨堂”，在堂中揮毫，就像飲美酒一樣可銷百憂。詩人風趣地評議道： “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柳子，即唐代文學家柳宗元。柳宗元《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寫道：

凡人好詞工書者，皆病癖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啖(吃)土炭、嗜酸咸者，不得則大戚(憂悲)。……吾觀子之意，亦已戚焉。

蘇軾說，柳宗元的話不錯，石蒼舒對書法的愛好， 也似有此病癖，嗜吃土炭，把它當作珍貴的食品一樣。珍羞，亦作“珍饈”，貴重珍奇的食品。李白《行路難》：“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

“君于此藝亦云至，堆墻敗筆如山丘。”石蒼舒對于書藝也可說是到頂了，長期學書，丟棄在墻邊的敗筆可謂堆積如山。這是以夸飾的手法，極言石蒼舒在書法方面所下苦功。蘇轍在《題醉墨堂》中也曾這樣贊道：

石君得書法，弄筆歲月久。

經營妙在心，舒卷功隨手。

蘇軾在夸贊石蒼舒“弄筆歲月久”，敗筆堆如山之后，也極寫其書藝之高超： “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九州，代指天下。駿馬之喻，形象地寫出了石蒼舒興來揮毫之神速。

第十七句至篇末為第三層，寫蘇軾對自己草書的謙遜，兼答石蒼舒對自己的推崇。

蘇軾說，我的書法純出意造，本不講什么筆法，點畫都是信手寫來，卻煩勞人們細細地推求其藝術法則和師承淵源。“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二句之妙，妙在既是自謙之語，又是自負之語。說是自謙，因和石蒼舒“敗筆如山丘”的勤苦學書相比，自己卻是意造無法，信手點畫;說是自負， “意造”一句典出《南史·曹景宗傳》： “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特別是“信手”一句，典出許瑤《題懷素上人草書》：

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漓驪半無墨。

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后欲書書不得。

蘇軾寫道：既然我的草書欠佳，你為什么還也加以評議，給以嘉許，而且只字片紙都收藏起來?假(xia)，嘉、美。《詩·周頌·雝》： “假哉皇考。”寫到這里，蘇軾的自謙之意，已溢乎言表。然而，意猶未足，詩中云： “不減鐘、張君自足，下方羅、趙我亦優。”這兩句，典出晉衛恒《四體書勢》： “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同時，見稱于西洲，而矜此自與，眾頗惑之。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比)羅、趙有余。”伯英，就是東漢著名書法家張芝，字伯英。羅叔景，即羅暉;趙元嗣，即趙襲。羅、趙與張芝為同時代人，均工書而羅、趙常以此自矜，所以張芝特地宣稱，自己的書法向上比崔瑗、杜操，則顯得不足;向下比羅暉、趙襲，則綽綽有余。崔瑗，字子玉，善章草，師杜操;杜操，字伯度，又稱杜度，以善章草知名。二人均為東漢著名書法家，并稱“崔、杜”，張芝曾學崔、杜之法，變為今草。蘇軾在詩中巧妙地變用張芝之語，上句說石蒼舒“不減鐘、張”，即不比鐘繇、張芝差，完全可以綽然自足;下句是說，向下比起羅暉、趙襲來，我蘇軾只略見優。這實際上是把石蒼舒比作書圣張芝，而自己只能和羅、趙之輩相提并論。當然，蘇軾的這兩句也是一種典雅的禮貌用語。

提起張芝，人們總要想起他那臨池學書之勤，特別是“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后練” (參見杜甫《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一詩賞析)。蘇軾在詩尾則一反其意而用之，說“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家里作衣被的絹素， 也不必“書而后練”，還是把完好的絹素當作被褥來使用吧!衾，大被。裯(chou)，被單。這末二句是說，練字不必過多，臨池不必過勤，關鍵在于“能通其意”(參見蘇軾《次韻子山論書》一詩賞析)，蘇軾在《柳氏二外甥求筆二首(其一)》中也說： “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蘇軾的這類書學觀點，是一以貫之的。

有人根據蘇詩“我書意造本無法”等句，認為蘇軾輕視法則，不重學書，這又是一種誤解。其實所謂意造無法，點畫信手，是從草書立論的。蘇軾曾多次說過，草書“是積學乃成”(《評草書》);“書法備于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跋陳隱居書》)。可見，對蘇軾的詩句，不宜作表面和片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