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巾山草堂記》原文與賞析

方孝孺

逾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天臺、四明、雁蕩、天姥，皆穹窿堪峻，為天下奇觀。跡疑乎蓬閬，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遺之歟?

臺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巾山”。其上有樓閣室廬之美，凡人至郡者，無不往游; 凡宅于左右者，必構危架迥以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蓋其勢邇且畢，其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眾樂觀焉。

盧處士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巾山草堂”。定谷知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于畢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 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于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于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高且大者，亦鳥不可哉! 故順親弟長而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巾山巖壑之盛，視天臺、四明固有間焉，其有會于人心，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 定谷必有以識此矣。

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為太白死后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后三百年后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系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補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

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尚語山靈，待我東歸，尚當約同志重游。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本文題為《巾山草堂記》，開頭卻不就巾山而發，起筆曠遠，先開辟大的游覽區域，“逾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先點明浙東為游覽勝景，然后將冗長的景線慢慢收攏，突出東南最著名的四大名山——天臺、四明、雁蕩、天姥，以見形勝之地名不虛傳，峰峭嶺峻，為天下奇觀。傳說中阮肇入天臺山采藥巧逢仙女，李白夢游天姥山，見海日，聞天雞，瓊花異草遍地，洞府奇觀令人神往，身臨其境幾疑入蓬萊仙境。四大仙山，名播海內，想必天下喜歡探幽訪勝的人們，該是樂此忘返吧! 然后承接前文，轉而一嘆：“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遠方的游客倒能飽嘗美景，而作者身處浙東，竟未曾上名山攬勝而一飽眼福，不由為之深感遺憾! 難怪要感慨萬端，不禁引發疑問。難道因為四山太高大不能攀緣而上而遺棄它嗎? 行文至此又一轉折，于是十分自然地將漫長的景線收聚為一個景點，由此而引出浙江臺州寧海縣的小山——巾山。“臺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語之曰巾山。”以“小”“特”“圓”“秀”“潤”等寥寥數筆勾勒了巾山概貌，然后加一極為通俗形象的比喻：“如人之弁冠”。狀其山形情趣盎然，仿佛間其山如在眼前。

山上有樓閣亭臺之美，凡是外地來客至郡必去登覽此山，凡住在巾山左右緊鄰無不造起高高的涼臺，用來采擷巾山早晚變幻無窮的云氣煙霞!加上山勢近人寰，容易登跋，山上所蘊易見可以盡情享受，窮之不難，所以大家都樂于登臨此山。文章由兩個“凡”字從范圍上點出小小巾山是臺城的名勝，人們樂而前往。然后筆鋒一轉，由巾山引出“巾山草堂”。盧處士的家正好與巾山對面，因而把他的堂稱為“巾山草堂”。進而由堂及人，介紹盧處士為人：“知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不僅有才學，足智謀，更可貴的是他的德行：“恬靜不競，非安于畢近者，豈其心有所得。”盧處士為人恬淡，與世無爭。作者認為，像他這樣的人如果家不與巾山近便，他是不會將其堂命名為巾山草堂而想有所得的。行文至此，由一般的敘述引發議論，認為人世上的大小高低本來就是很難比較的。天下最大的東西沒有比得過“道”的，況且低小近便的地方，“道”未必不存在。害怕登越高山峻嶺，畏難不前而安于淺陋，這種心思本來就不足取，而忽視細小的東西卻一味地欽慕高大的事物也是行不通的。一切可以從小事做起，所以說敬重長輩，尊兄愛弟使家庭和順這些事離我們不是很遠的事，可見人的本性與天道是可以相通而不是隔得遠遠的。堯舜的德性可說與天齊，可他們一向謹言慎行，在作者看來，一個普通人只要遇事言行謹慎，三思而后行，那么慢慢地以道訓戒自己，也可使自身的德行符合“道”的標準要求。巾山峰巒秀色當然比不上天臺、四明諸名山，然而人人樂于游覽而永不滿足，個中道理想來盧處士必定早已識得。作者就巾山而闡發對“道”的獨到見解，認為不管大小事物均有道。道者，不在于遠近大小，凡事不能一味追求高大，而忽視細微小事。作者闡述的“道”之深蘊，恐多玄妙之處，但亦不無道理，內中包蘊著一定的人生哲理，引人深思! 以上緊扣題目就巾山草堂記而議，以下行文宕開一筆，轉而記游巾山。

壬戌七月 十六日，作者和文友葉夷仲、張廷璧、林公輔、陳元采，夜游巾山，登上山頂，飲酒賞月，說古道今，通宵達旦，興味無窮。憶想古人，當年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等登桓山，認為李太白之后三百年沒有比他們更快樂的了。作者謂蘇、王之后又一個三百年，恐怕也沒有像我們這樣快樂的了。自以為無論三百年前或三百年后，不管何世名公都難以與他們今晚的游樂比并，可見其樂無窮矣。文以“大笑”作為夜游結語，良多韻味! 人世間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固然難再，不是嗎，追憶此游，歲月匆匆已隔十五春秋，訪舊半為鬼，當年同游者，老的老，死的死，所剩無幾! 怎不令人感慨! 尤為難奈的是作者身入仕途，困于職守，難以歸里重游巾山，難道不是人生一大憾事嗎? 文章最后以因補記盧處士草堂作結，與前照應。唯愿來日約同志重游，歷覽海上諸大山，寄希望于來日，中多隱語，尚未發盡，含未盡之游興和不盡之哲理，令讀者自己去心領神會。

這篇游記行文線索由遠而近，由大而小，緊扣“巾山”而發，文筆跌宕生姿，由浙東名山引出“巾山”，由“巾山”引出“草堂”，由“草堂”而興感，即由山之高大、低小而闡發對社會人生——“道”的哲理。按著又以鮮明的對比，突出描繪了乘月夜游巾山的樂趣。從中再次由游興感，感嘆人生無常，寄托重游的意愿。文筆流暢，內多寄寓，敘議結合，融情、景、理為一爐，耐人尋味。

明初的游記不像晚明的山水小品，尚未擺脫宋代游記的議論化傾向，利用游記進行說理，就游山所見談感受、發議論。這種游記，不以抒情、寫景見長，而以議論，說理取勝。本文就巾山草堂與夜游巾山絕頂，兩度暢發議論，就是這種特點的充分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