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汝生不及貞觀中，斗粟數(shù)錢無兵戎。

這是王安石早年的一首詩，約作于嘉祐四年(1059)。當時，他奉召入京，不久伴北使返遼，從澶州、相州、大名、洺州、貝州到邊界白溝，行程十八天，沿途所見，感觸良深，寫下不少詩。這些詩，一反連篇累牘用典的怪僻，采用白描手法狀物寫形，富有激情，讀來十分感人。《河北民》是這類詩歌的代表作。

此詩的特點是明白如話，用類似民歌的表現(xiàn)手法，把宋和遼交界處勞動人民生活的困頓悲苦情狀和盤托出。“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首句點題，同時把全篇的主旨帶出，自然平易地為全詩立了總綱。接下去，對生活在黃河以北，鄰近遼國邊界地區(qū)的“河北民”長期遭受的“苦辛”，一層一層地揭示。在寫法上，由概說轉(zhuǎn)入鋪敘。“家家養(yǎng)子學(xué)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這是從“長苦辛”的普遍性上說的。家家戶戶養(yǎng)大孩子學(xué)會了耕織，勞動所得交給了朝廷，而朝廷又把它作為貢物轉(zhuǎn)手奉送給遼國和西夏。這兩句詩表面冷峻、平淡，實際對比強烈，涌動著詩人的憤激之情。河北之民既受本民族統(tǒng)治者的壓榨剝削，同時也受著異族統(tǒng)治者的剝削欺凌。“事”字，錢鐘書先生作防御解，即用貢物作防御，這對宋王朝對外妥協(xié)投降的既定國策，不無譏諷之意。“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這二句是從特殊性上來說“長苦辛”，詩意又深入一層。今年黃河以北正逢大旱，千里之地，寸草不生，然而州縣兩級官吏依然不顧人民死活，催迫丁壯去上河工。賦稅、勞役、災(zāi)害三者同時壓在河北民頭上。一個“仍”字，把前后兩句聯(lián)系起來，既相互對照，又承上啟下，使文勢委婉轉(zhuǎn)折，跌宕有致;又似信手拈來，不露斧鑿痕。王安石用字之精妙，于此可見一斑。“老小相攜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這是寫眼前景，卻把河北民的“苦辛”又向前推進了一層。“生近二邊”已無生路，只好南下逃荒求生。丁壯已上河工，逃荒者的隊伍是老攜小，小扶老，這情景已夠凄慘的了。殊不料黃河以南的人民，雖說是豐收之年，連自己也無食充饑，北來求食的老小也是空勞跋涉!至此，詩人的視野已從河北民擴展到普天之下，河北河南之人均受苛政賦稅之害，到處一片民不聊生的慘狀。這兩句將“豐年無食”與南逃求食慘景相映襯，對積弱積貧的社會弊政暴露無遺。全詩的思想境界也更開闊，而詩人對“長苦辛”人民的深切同情也隱含其間。

詩到這里，經(jīng)過層層鋪敘，河北民的苦辛已不言而喻，詩人的悲憤也到了極點。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喊出： “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過者無顏色。”悲哀愁苦的人們呵，在朗朗晴日之下也覺得天昏地暗;沿途行人，形容憔悴，神色沮喪。前句從感覺上抒寫，后句從視覺上描寫，用夸張的筆法渲染氣氛，又虛又實，虛實相生，對“長苦辛”作了令人扼腕的總括。這實際上也是對北宋時政作了大膽的掊擊，表現(xiàn)了詩人要求改革弊政的膽識和勇氣。

最后，王安石采用以古鑒今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理想： “汝生不及貞觀中，斗粟數(shù)錢無兵戎。”貞觀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號，據(jù)說當時“米斗不過三四錢”，“中國既安，四夷自服”(《資治通鑒》卷一九三)。詩人向往“貞觀之治”，希冀當時的社會能達到這一步。王安石借詩的語言，最終透露了他主張變法所要求達到的就是“斗粟數(shù)錢無兵戎”這樣的理想社會。

王安石主張詩文“務(wù)為有補于世”，這首詩在經(jīng)世明道上十分明顯。但由于在采用賦法鋪敘時，將白描的手法狀物寫形，并與主觀感受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情景交融，使詩句轉(zhuǎn)折有致，文勢波瀾起伏，富有情韻，達到思想性、藝術(shù)性完美的結(ji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