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檐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好秀美!好清幽!好一股超凡脫俗之氣——反復吟哦,我們不禁會發出這樣的贊嘆。這是一首優美的景物詩,這是一幀超脫塵世喧囂的田園風光畫,又仿佛是一幅隱約可見的隱居高士的素描。
湖陰先生,名楊德逢,是王安石居金陵(南京)時的鄰居。
前兩句寫的是這位高士的庭院景色。茅檐指庭院,靜即凈。庭院潔凈無塵,在這綠滿稻田的多雨而易生苔蘚的初夏季節,都沒有青苔生長;花木成畦栽種,把庭院裝扮得美景如畫。以無苔而顯庭院之凈,以成畦而顯示花木之多,著筆不多而形象畢出。這無苔的茅檐、成畦的花木皆出自主人的“長掃”與“自栽”,它說明主人按自己的心境來創造他的生活環境,而生活環境又正反襯出了主人的氣質與性格。這“長掃”、“自栽”四字,就把靜止的景觀動態化、人格化了,使狀景與寫人融而為一。
“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這兩句是王安石修辭技巧的有名例子,也是傳誦千古的名句。闥,是宮中的小門,排闥即推門之意。彎彎的流水繞田而過,護衛著翠綠的稻苗;對峙的兩山宛如推門而入,把青青的山色送入主人的眼簾——這詩句多么優美、形象,不僅對仗工整,而且構思奇妙、獨特。水本無情地流動,詩人卻寫它猶如慈母懷抱著幼兒一般環護著稻田;山本無意而靜立,詩人卻寫它推門而入,有意送青來。這“護田”和“排闥”,“繞”和“送”,就把原本無生命、無情意的山和水擬人化而付與情感了。這“情感”當然是詩人自身的感受,審美活動本來就是主體意識對客觀對象的體味與“改造”。山有情,水有意,喜愛這鄉間的高士,正源于高士鐘愛這澄凈、幽美“而無車馬喧”的田園景色,在“有情”的山水中透出了主人的情懷,高士的形象在這里也就呼之欲出了。
宋人喜“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其作多務使事,……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滄浪詩話》)。王安石正是開創這種風氣的大家。此詩中的“護田”和“排闥”都出自《漢書》,以“史對史”、“漢人語”對“漢人語”而為后世不少詩家所贊賞。“護田”出自《漢書·西域傳序》: “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 “排闥”見《漢書·樊噲傳》:“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噲乃排闥直入。”沉溺于用典,“資書以為詩”,脫離生活,并不是作詩的正道。王安石的不少詩作都程度不同地存在這個弊病,而這首詩的用事則是比較成功的。“護田”、“排闥”出典雖較生僻,但用到此詩中卻恰當地突出了山水的形象,對于不知典故出處的人,也并不妨礙對詩意的理解和欣賞。驅遣靈妙,運化無痕,“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顏氏家訓》),應該說這是難得的。
通讀全詩,我們仿佛看到湖陰先生倚鋤停帚,笑對幽靜秀美的山水而怡然自得,景中有人,人溶于景。試想以這樣悠逸的詩句題寫于隱逸林泉的高士之壁,豈非處處切合,恰到好處。
造語之工,至于荊公,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荊公曰: “江月轉空為白晝,嶺云分瞑與黃昏。”又曰: “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 “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又曰: “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 “此皆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語,韻終不勝。” (惠洪《冷齋夜話》卷五)
荊公詩用法甚嚴,尤精于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法唯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
此不過摘字,與《漢書》原意無關,亦蓋偶合耳。石林所稱,實皮膚之見,此詩佳處決不在此。《韻語陽秋》(卷二)謂以樊噲排闥事對護田,豈護田亦有所出邪?蓋以《西域傳》所言護田與此詩無關耳。又謂有人稱五柳庚桑為的對,荊公謂庚亦是數,乃好事者之說,荊公未必有此意。其說是也。《能改齋漫錄》(卷八)謂所蓋本五代沈彬詩: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群山附郭來。又本許渾詩: 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案:此亦句法偶同耳,未必有意效之也。(高步瀛》唐宋詩舉要》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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