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當世，名京，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漢市武昌）人。神宗熙寧四年（１０７１）為參知政事時，曾薦蘇軾、劉攽直舍人院掌外制，為皇帝起草詔令，未獲準，蘇軾即出為杭州通判，劉攽為泰州通判。兩人都是反對新法的。馮京本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著論抨擊新法失當，參政后又數與安石辯論于神宗之前，終被排擠，出守外郡。成都府路所屬茂州（治所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縣）舊領羈縻九州，皆蕃部（少數民族）聚居，茂州舊無城墻，居民每被搶掠。熙寧九年三月，知州奏準筑城，因城基侵占蕃人住地，發生糾紛，蕃部結連數千人，攻城占隘。朝廷調馮京由知渭州改知成都府兼成都府路利州路安撫使，前往處理。（見司馬光《涑水紀聞》卷十四、《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七四）《宋史·馮京傳》載：“蕃部何丹方寇雞宗關，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為禁侵掠，給稼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犬豕，割血受盟，愿世世為漢藩。”十月，事漸平，召京入朝知樞密院事，次年春離成都。這就是本詞上片所寫的時事背景。詞題“益守”，通行諸本作“南守”，今從南宋傅榦《注坡詞》。成都府路在宋初曾稱益州路。此詞全篇也是用成都事最多，作“益”應無可疑。

因馮京曾知成都府，東坡自己又是成都府路所屬的眉州眉山縣人，全詞便以成都事為核心，稱美馮京在當地的治績和表達自己的欣悅之情。起首“見說岷峨凄愴，旋聞江漢澄清”，指馮京迅速安定茂州局勢事。“見說”、“旋聞”，表明問題解決得很快，又宛然是遠道聽到家鄉新聞的口氣，這里面便透出一種親切感。岷峨為四川的岷山和峨眉山，是東坡故鄉的名山。他在《滿庭芳》詞中自言“萬里家在岷峨”，廣義又借指蜀中。“江漢澄清”，一方面是以江、漢二水之復歸澄清，比喻兵亂的平定，同時還暗取《詩·大雅·江漢》贊美周宣王時召虎平淮夷的詩意。《江漢》詩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勇武貌）。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以馮京比擬召虎，歌頌得體，事跡又頗為切近。“但覺秋來歸夢好”，承上“江漢澄清”而來，又映帶“岷峨凄愴”之時。久客思鄉，故有“歸夢”；亂止憂除，故覺“夢好”。黃山谷《謫居黔南十首》（摘白樂天句）有云：“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任淵注：“一本作‘秋來何所夢，合眼見鄉社’。”此兩句與東坡之“秋來歸夢”，若合符契。大抵境遇心事相同者，出語亦易相近。古人又豈無此類言語，總之各自寫其胸臆，也不能說是誰剿襲誰了。東坡之“歸夢好”，是因為蜀中有能人鎮守，即所謂“西南自有長城”。長城本義是古代北方為防備匈奴所筑的城墻，東西連綿長至萬里，引申指國家所倚賴的能臣良將。南朝宋檀道濟被文帝收捕，怒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唐李 守并州，突厥不敢南侵，唐太宗甚至夸他是“賢長城遠矣”。詞至此，以“長城”為喻，轉入寫馮京。“東府三人最少”，提到他任參知政事的時候，在宰執中年紀最輕，意味著最有銳氣。馮京于熙寧三年六月為樞密副使，旋改參知政事，踏進政府最高層以此開端，東坡也不忘他在參政任上推薦自己的一段因緣，所以提出這一點。“西山八國初平”，借用韋皋事以指馮京之安撫茂州諸蕃部。寫其事功亦以稱美其人。韋皋于唐德宗貞元九年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出兵西山破吐蕃軍，招撫原附吐蕃的西山羌族八個部落，“處其眾于維、霸、保等州，給以種糧、耕牛，咸樂生業”（《舊唐書·東女傳》）。韋、馮都是鎮守西川，事實又相類，此句用典十分貼切，比之直寫馮京茂州事，顯得典雅有風致。

上片主要寫馮京守成都時的事功，下片轉從成都地理歷史、風土人情生發，結合馮京的知府兼安撫使身份，擬寫他在那里的公余游賞生活，和人民的關系，起到調劑詞情的作用。“莫負花溪縱賞，何妨藥市微行”。“花溪”即浣花溪，在成都城西郊。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載：“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于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時。予客蜀數年，屢赴此集，未嘗不晴。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這確是一個游賞的好去處。以“遨頭”稱州郡長官，意為嬉游隊伍的首領。東坡有“遨頭要及浣花前”的詩句。“藥市”在成都城南玉局觀。《老學庵筆記》卷六謂“成都藥市以玉局化為最盛，用九月九日”；其《漢宮春》詞以“重陽藥市”與“元夕燈山”為對，其盛況也可以想見。莊綽《雞肋編》卷上記成都重九藥市較詳：“于譙門外至玉局化五門，設肆以貨百藥，犀麝之類皆堆積。府尹、監司，皆武行（步行）以閱。又于五門之下設大尊，容數十斛，置杯勺，凡名道人者，皆恣飲。如是者五日。”這兩處游樂，都是群眾性的盛集，且都有州郡長官參與。詞以“莫負”、“何妨”的敦勸口吻出之，期盼馮京與民同樂，委婉入情。接著“試問當壚人在否，空教是處聞名”，提起有名的“文君當壚”故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成都人司馬相如字長卿，在臨邛“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裈，與保庸（奴婢）雜作，滌器于市中”。詞中只寫到文君，當兼有相如在內。這是一則文人才女的風流故事，歷代被人津津樂道。如李商隱《杜工部蜀中離席》詩云：“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而他的另一首《寄蜀客》詩則云：“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東坡的“試問當壚人在否”，立意與之相同，也是說這樣的風流人物不在了，只有佳話留傳。這意味著人文鼎盛的成都，應該還有特出的人才出現，這就期望著地方長官的教導和識拔了。結尾“唱著子淵新曲，應須分外含情”，便體現了這樣的意思。漢宣帝時，蜀人王褒字子淵，有俊才，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等頌詩，言當地在王襄的治理下，政治和平，百官各得其職，風化普洽，無所不被。詩成，選好事者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歌曲傳入朝廷，命征王褒入都。這兩句重點在“新曲”二字，借王褒作詩教歌稱美王襄事，轉到歌頌馮京的意思上面。這是指文治，與上片的頌其武功相呼應。“應須分外含情”，表示了東坡拳拳的情意，這內中應該有政治上志同道合的一份。

這首詞似為應酬之作，而能輸入個人情思，穿插歷史感慨，如“但覺秋來歸夢好”、“試問當壚人在否”等句，便見意境不俗。又全首述事、用典較多，比較質實，又多排偶句，但讀來頗覺流利，以有諸多虛詞斡旋其間，如上片之“見說”、“旋聞”、“但覺”、“自有”，下片之“莫負”、“何妨”、“試問”、“空教”、“唱著”、“應須”，又多用于句首，兩兩呼應，使全詞氣機不滯。它的格局近詩，氣息還是詞的，是東坡以詩為詞的又一例證。還有一點，在東坡詞三百多首中，寫時事、大事的僅此一首，也是值得注意的。

關于這首詞的寫作時間，尚有疑點。據題云“湖州作”，各本于“湖州”無異文。按東坡行跡，涉及湖州者有兩個時期：一是熙寧四年至七年（１０７１—１０７４）任杭州通判期間及離杭赴密州時，曾數次經過湖州；又一是元豐二年（１０７９）四月至七月間知湖州。詞寫寄馮京，緊扣成都事。馮京至熙寧九年始知成都府，則詞非作于熙寧七年及以前甚明。龍沐勛《東坡樂府箋》據朱祖謀《東坡樂府》編年本列于熙寧七年甲寅，誤。至于東坡知湖州時，距馮京安撫茂州蕃部已二年半，別成都入朝任知樞密院事亦逾年。東坡消息不至于太隔膜，以至詞的上片還把茂州事當作新聞，下片仍按馮京在成都任上的情況來寫。若依詞的內容來斟酌作年，似在熙寧九年冬至十年春之間為近是。（詞中的“秋來歸夢好”，可以是指茂州事解決的時間，不必是作詞時間。）此時東坡知密州已近尾聲，九年十一月離密州，輾轉道上，十年二月至汴京，將赴徐州新任。題中“湖州”字或有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