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灘聲似舊時——說陸游《楚城》》原文|注釋|賞析|匯評

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

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

淳熙五年(1178)正月，宋孝宗召陸游東歸。二月，陸游離成都，順長江東下，五月初到達歸州，作《楚城》及《屈平廟》等詩。

關于“楚城”，陸游于乾道六年(1170)自山陰赴夔州途中所寫的《入蜀記》里，有如下記述：

歸之為州，才三四百家，負臥牛山，臨江。州前即人鲊甕。城中>無尺寸平土，灘聲常如暴風雨至。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間，然地比歸州差平。或云：“楚始封于此。”《山海經》：“夏啟封孟除于丹陽城。”郭璞注云：“在秭歸縣南。”疑即此也。

又據陸游《歸州重五》詩原注云：“屈平祠在州東南五里歸鄉沱。”

陸游所見的“楚城”環境，大致如此。簡單地說，它在長江之南的“山谷間”，與歸州(秭歸)城及其東南五里的屈原祠隔江相望;而江中“灘聲”，“常如暴風雨至”。

弄清了“楚城”的環境，就讓我們來欣賞陸游的這首《楚城》七絕。

題為“楚城”，而詩卻只用第一句寫“楚城”;第二句和三、四兩句，則分別寫“屈原祠”和江中“灘聲”。構思謀篇，新穎創辟，匪夷所思。

“江上荒城猿鳥悲”，先點明“城”在“江上”，并用“荒”和“悲”定了全詩的基調。題目已標明“楚城”，故第一句只說“城”而省去“楚”字，留出地步下一“荒”字，而滿目荒涼之狀與今昔盛衰之感，都躍然紙上。“楚城”即“楚王城”，“楚始封于此”，是楚國的發祥地。楚國強盛之時，它必不荒涼;如今竟成“荒城”，就不能不使人“悲”!接下去，作者就用了一個“悲”字，但妙在不說人“悲”，而說“猿鳥悲”，用了擬人法和側面烘托法。“猿鳥”何嘗懂得人世的盛衰?說“猿鳥”尚且為“楚城”之“荒”而感到悲哀，則人之百倍悲哀已因擬人法和烘托法的運用而得到充分表現。但這又不同于一般的烘托法。一般的烘托法，客體只起烘托主體的作用;而這里的“猿鳥悲”，卻不僅烘托人“悲”而已。楚國強盛之時，“楚城”熱鬧繁華，怎會有“猿”?如今呢，“猿鳥”竟然以“楚城”為家，就說明此城早已“荒”無人跡。可以看出，“猿鳥”除起烘托作用之外，還具體地表現了“城”之“荒”，從而也強化了人之“悲”。

“江上”二字，在本句中點明“楚城”的位置，在全詩中則為第二句的“隔江”和第四句的“灘聲”提供根據，確切不可移易。

當年熱鬧繁華的“楚王城”竟淪為“猿鳥”為家的“荒城”，其荒涼以至于使“猿鳥”都為之悲哀，就不能不激起人們的思潮，問一個為什么。然而接下去，詩人并沒有直接回答“楚城”為什么“荒”的問題，卻仿佛是借賓定主，用“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句進一步確定“楚城”的地理位置。當然，有了這一句，“楚城”的地理位置就更其清楚了;但這難道僅僅是為了確定“楚城”的地理位置嗎?如果僅僅如此，為什么不說隔江便是秭歸城，偏偏要突出“屈原祠”呢?

與此同時，陸游還寫了兩首關于屈原的詩，一首是《屈平廟》：

委命仇讎事可知，章華荊棘國人悲。恨公無壽如金石，不見秦嬰系頸時。

另一首是《歸州重五》：

斗舸紅旗滿急湍，船窗睡起亦閑看。屈平鄉國逢重五，不比常年角黍盤。

正像寫“楚王城”而要提到“屈原祠”一樣，分明以《屈平廟》為題，卻先寫楚王。第一句是說，秦國是楚國的仇敵，楚懷王和頃襄王卻不抗秦而去親秦，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仇敵，其國事的前途如何，就不問可知了。第二句的“章華”即楚國的離宮章華臺，用以代表楚國的宮殿。宮殿化為荊棘，國人為之悲傷。這一句的構思，和“江上”句頗有類似之處，所不同的只是：“章華荊棘國人悲”，乃是面對“屈平廟”而引起的聯想和想像;“江上荒城猿鳥悲”，則是目擊“楚王城”的荒蕪而即景抒情。三、四兩句，才寫到屈原，以屈原未能親見秦國的滅亡為恨;至于屈原是怎樣死的，卻只字未提，只說他“無壽如金石”而已。

《歸州重五》，只寫他在“屈平鄉國”過端陽節，從船窗里看龍舟競渡，不能像以往那樣心情寧靜地吃粽子，再什么也沒有說。而屈原之投江和他為什么要投江以及投江前后楚國的形勢變化等無限往事，都見于言外;詩人被那無限往事勾起的關于現實的種種聯想和無限感慨，也見于言外。

寫“屈平廟”而先說“委身仇雦事可知，章華荊棘國人悲”，因為這二者之間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屈原輔佐楚懷王，主張彰明法度，舉賢授能，東聯齊國，西抗強秦，卻遭讒去職。懷王違反屈原聯齊抗秦的主張，使楚陷于孤立，為秦惠王所敗。此后，懷王又不聽屈原的勸告，應秦昭王之約入秦，被扣留，死在秦國。楚頃襄王繼立，信賴權奸，放逐屈原，繼續執行親秦政策，國事日益混亂，秦兵侵凌不已。屈原目睹祖國迫近危亡，悲憤憂郁，自投汨羅江而死。至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楚國終為秦國所滅。春秋之世，楚莊王曾為霸主;戰國時楚國的疆域不斷擴大，懷王前期，又攻滅越國，國力更強。懷王、頃襄王倘能接受屈原的意見，哪會導致“章華荊棘國人悲”的結局!

明乎此，就不難理解：《楚城》之所以僅用第一句寫“楚城”，緊接著即把筆觸移向“屈原祠”，不僅因為“楚城”與“屈原祠”只隔一條江，舉目可見，而且因為楚國的命運與屈原的遭遇密不可分，詩人看見“楚城”的荒蕪，就立刻想到了屈原的遭遇。

“江上荒城，——猿鳥悲!”從語氣看，這是慨嘆;就文勢說，這是頓筆。林紓《春覺樓論文·用頓筆》云：“文之用頓筆，即所以息養其行氣之力也。惟頓時不可作呆相，當示人以精力有余，故作小小停蓄，非力疲而委頓于中道者比。若就淺說，不過有許多說不盡、闡不透處，不欲直捷宣泄，然后為此關鎖之筆，略為安頓，以下再伸前說耳。”這講得很不錯。先說“江上荒城”，僅四字，接著即用“猿鳥悲”一頓。連猿鳥都為之悲傷啊!這無限感慨中的確蘊蓄了“許多說不盡、闡不透處”，使讀者期待下文“直捷宣泄”。下文“隔江便是屈原祠”，是“宣泄”，卻并不“直捷”。而且，就語氣說，又是慨嘆;就文勢說，也是頓筆。楚城如此荒涼，連猿鳥都為之悲傷，而楚城的隔江，便是屈原的祠廟啊!這無限感慨中又蘊蓄了多少說不出、說不盡處，使讀者期待下文“再伸前說”。

“便是”一詞，把“江上荒城”與“屈原祠”聯系得十分緊密。正因為聯系得十分緊密，所以盡管作者只用“便是”一詞把“江上荒城”與“屈原祠”聯系在一起而來了個停頓，別的什么都不曾說，卻不能不使人思索那楚城與屈祠二者之間的關系。原來，“猿鳥悲”的那個“悲”字不是隨便用上去的，其內涵十分深廣。不僅“悲”楚城之“荒”，而且“悲”楚城之所以“荒”;而“悲”楚城之所以“荒”，又不僅悲楚懷王和頃襄王之昏庸誤國，而且“悲”屈原之正確主張終不見用、目睹祖國危亡而無可奈何。如果楚王實行屈原的主張，楚城又何至于如此荒涼呢?楚城只有“猿鳥”，而屈原尚有祠廟，兩相對比，體現了人心所向。“委命仇讎”者早與草木同腐，愛國志士雖然飲恨而死，卻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兩句詩，欲吐又吞，低佪詠嘆，吊古傷今，余意無窮。吊古，前面已談了不少;傷今，即寓于吊古之中。南宋的統治者，不正在沿著類似楚懷王和頃襄王的老路往下走;而詩人和一切主張抗金的愛國志士，不也都像屈原那樣遭受排擠打擊，一籌莫展嗎?

三、四兩句，仍然是“再伸前說”，但那說法也出人意外。按照一般人的思路，一、二兩句，只用“便是”綰合“江上荒城”與“屈原祠”，接下去，自然應該伸說那二者之間的關系了。在三、四兩句里把我們在前面所談的那些關系加以概括，不是也很有意義嗎?然而這樣寫，其意便淺，令人一覽無余。所以，詩人不去說明那些關系，而是別出心裁，照應著第一句的“江上”與第二句的“隔江”去寫“灘聲”：

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

此詩作于公元1178年，上推一千五百年，即公元前322年，正當楚懷王的初期，屈原風華正茂，楚國繁榮富強。而曾幾何時，楚王重用權奸，排除賢臣，委命仇讎，一切便都起了劇烈的變化。從那時到現在，時間已過了一千五百年，除了江上的“灘聲”仍像一千五百年前那樣“常如暴風雨至”而外，人間萬事都不似舊時。“灘聲”依舊響徹“楚城”，而“楚城”已不似舊時;“灘聲”依舊響徹歸州，而歸州已不似舊時。陵變谷移，城荒猿啼，一切的一切，都不似舊時啊!

“楚城”在“江上”，“屈原祠”所在的歸州在“隔江”，江中的“灘聲”，當然兩地都可以聽到。詩人在此以少總多，納“楚城”和“屈原祠”于“灘聲”之中，并以“灘聲”的“似舊”反襯人間萬事的非舊，而“楚城”之所以“荒”、“猿鳥”之所以“悲”、屈原之所以被后人修祠紀念，以及詩人撫今思昔、吊古傷今的無限情意，也都蘊含其中。因此，三、四兩句，也算是對上文兩次停蓄的“伸說”，但這又是多么含蓄、多么超妙的“伸說”啊!這“伸說”落腳于“只有灘聲似舊時”，就語氣說，是慨嘆，就文勢說，仍然是頓筆。許多不便說、說不盡處，都蘊蓄于慨嘆和停頓之中，令人尋味無窮。全詩也就到此結束，不再“伸說”，也無須“伸說”。

“灘聲”之類的客觀事物、自然景象，是相對不變的，與此相對照，人間萬事則是多變的。以不變反襯多變，會收到強烈的藝術效果。古代詩人在詠懷古跡、抒發今昔盛衰之感時往往運用這種反襯手法。李白《蘇臺覽古》云：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里人。

這是說，只有“曾照吳王宮里人”的“西江月”至今未變，而當年富麗堂皇的吳王宮已變為“舊苑荒臺”，宮人們的輕歌曼舞，已換成民間婦女的“菱歌清唱”。李白的《越中懷古》也同樣用反襯法，其新穎之處在于，連用“越王勾踐破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三句詩說盛，然后用“只今惟有鷓鴣飛”一句扳轉，當年盛況，立刻化為烏有。其他如劉禹錫的“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西塞山懷古》)、“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石頭城》)，許渾的“英雄一去豪華盡，唯有青山似洛中”(《金陵懷古》)，韋莊的“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臺城》)，李拯的“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退朝望終南山》)，都用的是這種反襯手法而各有特點。

陸游的這首七絕，在運用反襯手法上更有獨創性。這表現在：第一句寫楚城在“江上”，第二句寫屈原祠在“隔江”，從而以兩個“江”字引出響徹兩岸的“灘聲”，使四句詩形成了天衣無縫的整體;而古今不變的“灘聲”，既反襯了人世的滄桑巨變，又仿佛在傾訴什么。戴叔倫《題三閭大夫廟》云：

湘江流不盡，屈子怨何深!

江水流怨，“灘聲”吐恨，那流經“楚城”與“屈原祠”之間、閱盡楚國興亡和人世巨變的江水及其“常如暴風雨至”的“灘聲”，是為屈原傾吐怨憤之情呢?還是為南宋時期與屈原有類似遭遇的一切愛國志士傾吐怨憤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