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韓愈《李實》原文|注釋|賞析

韓愈

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征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青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

實遇侍御史王播于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廷詬之。陵轢公卿以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征之如初。勇于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歡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中國的繪畫藝術歷來講究“神似”。謝赫“作畫六法”中第一法“氣韻生動”所指即此。在作品鑒賞中，亦推“神品”為上，而以“逸”、“妙”、“能”者次之。唐代著名的書畫收藏家、評論家張彥遠，對是法頗為推崇，認為“以氣韻求畫，則形在其間矣”;“若氣韻不周，空陳形似”，“謂非妙也”(《歷代名畫記》卷一)。宋代鄧椿也說：“畫之為用大矣，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傳神而已”;“故畫法以氣韻生動為第一”(《畫繼》卷九)。作畫若此，為文亦然。韓愈《順宗實錄》之《李實》篇，筆疏跡淡，妙窮毫厘，雖通篇史筆為之，然所摹人物栩栩如生，備極神態，可謂深諳此中真昧也。

文章起首，免去繁文縟節，單刀直人，開門見山：“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如奇峰突起，一語中的，既概括介紹了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行狀，又暗寓“諂事”與“驟遷”及下文“恃寵強愎，不顧文法”的內在聯系，同時客觀上反映出當時的政治積弊。此處雖無正面評介李齊運，但其喜納媚諂、任人唯親之象，亦露端倪。

“二李”皆皇朝宗室。李齊運為蔣王惲 (太宗李世民之子) 之孫，德宗朝(779—804) 官至禮部尚書。李實是道王元慶 (高祖李淵之子) 的四世孫，貞元十九年 (803) 以檢校工部尚書為京兆尹。京兆尹，古官名，漢亦為政區名，太初元年 (前104) 置。職掌相當于郡太守，因地屬京畿，故不稱郡，為三輔之一。治所在長安 (西安市西北)。三國魏時改稱京兆尹，官名太守; 西魏、周、隋時襲稱郡，改太守為尹。唐開元元年(713) 改雍州為京兆府，以親王領雍州牧，以雍州長史為京兆尹，并增置少尹。

李實在任期間，驕橫殘暴，荼毒生靈，致怨聲載道，“人吏不聊生”，于永貞元年 (805) 被貶為通州 (轄今四川達縣、宣漢、開江、萬源、城口等縣地) 長史。本文所述，即此段史實。文章對李實擢發難數的劣跡，先以“恃寵強愎、不顧文法”一語概括，閑置腕旁，任讀者去慢慢品味。然后，刪繁就簡，用極其洗練的筆觸，生動地敘述了“旱災“、“奏對”、“道遇”、“至譴”幾個最具典型性的事件和細節，使人物置身于緊張激烈的矛盾沖突中，多側而、多層次展示其生動鮮明的性格特征，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強烈的藝術感染，以至千載之下，讀來歷歷在目，如聞如見。“是時春夏旱”是貞元十九年(803)的事。對這次旱災，韓愈曾作過這樣的描述：“今年以來”、“不下雨者百有余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上李尚書書》);“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對百姓深罹天災賦重之難，“寒餒道途，斃踣溝壑”(同上)的痛苦，身為京畿重地最高行政長官的李實作何表現呢?他不僅對這一切置若罔聞，視而不見，“一不以介意”，反而雪上加霜，“務聚斂征求”，“以給進奉”。特別是當朝奏對時，他故意隱瞞實情，編造“今年雖旱，而谷甚好”的謊話，以此悅上。結果是苛捐雜稅“皆不免”，益發加重了人民的苦難，百姓不得不“壞屋賣瓦木，貸青苗以應官”。當人民稍示不滿，他便窮兇極惡地羅織罪名，殘酷鎮壓。一面是不顧百姓的死活，敲骨吸髓地盤剝、壓迫，一副兇神惡煞的臉孔;一面是獻媚取寵，巴結權貴的諛態。作者通過李實在自然災害面前截然不同的行狀，傳神地描摹出他的兩副嘴臉，昭昭若揭地刻畫出他的性格特征。

如果說，以上的記述活靈活現地展示了李實的“諂”與“暴”;那么，接下來則是入木三分地刻畫了他的“橫”。這里，先以簡潔的語句，實寫史尹“道遇”的矛盾沖突及結果。以具體事例為據，表現李實的驕橫跋扈;“然后，文思一轉，拓寬視野，順勢展開“陵轢公卿以下”、“隨喜怒誣奏遷黜”，以致“朝廷畏忌之”的敘述，以更多、更廣的事實作為補充;最后再進一步指出，即使是最高統治者皇帝下達的“詔書”，李實也敢“不行用”，映襯出他的飛揚跋扈，肆無忌憚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三層敘述，虛實相間，既前后呼應，相得益彰;又各出意旨，曲盡其妙，使文章內容層層深入，文氣貫通，頗具藝術表現力。“道遇”一層，寫得尤為精采。拘于文體所限，類似《順宗實錄》這樣的文章，不可能過多運用文學藝術語言表現人物形象，只能以概括的筆法，客觀地再現歷史現實。所以，在這里沒有詳細敘述矛盾，也沒有描寫具體場面。沒有李實和王播的舌槍唇戰，也沒有兩家人華蓋如流，前呼后擁的劍拔弩張;甚至李、王二人都不曾正面相照。但作者筆下，寥寥數語，把事件的整個過程，矛盾沖突的開端、結局敘述得清清楚楚，特別是畫龍點睛地描摹了“導騎如故”、“詰讓導騎者”的細節，不僅令文章滿篇生色，含蘊無窮，而且使敘事染上了戲劇性的色彩，宛如述說一個興趣盎然的歷史小故事。侍御史是中央政府官員，朝廷近臣;李實為地方首腦，身份較前者為低，故“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這是等級森嚴的封建皇朝不可違犯的條律。“實不肯避，導騎如故”，已屬不恭敬;而播欲“詰”時，他竟然不屑一顧，任自己的“導騎者”妄為。驕橫跋扈、盛氣凌人之勢于此可見一斑。作者精心截取此事為材，是否亦寓管中窺豹之意呢?“導騎如故”寫出了李實手下人狐假虎威，仗勢凌人的逼真情態，也烘托了李實的驕橫： 家奴尚且如此，主人又當如何! 令人浮想聯翩，思緒彌遠。播“詰讓導騎者”則形象地描摹出王播以及朝中眾臣對“炙手可熱勢絕倫”的李實敢怒不敢言，忍辱含詬的心理。據載： 貞元十年(794) 后，陸贄罷相，權奸裴延齡，韋渠牟，李實等勢傾朝府，“時議者率先拱然，保位者以為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為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泊家，寢而成俗” (白居易《策林·使百職修皇振綱》，《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三)。如此朝政，那么，怒奏播為三原令，且“廷詬之”，如此，“陵轢公卿以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結尾一層，生動傳神，言近旨遠。“至譴，市里歡呼”形象地表現了在暗無天日的統治下苦苦掙扎的百姓，聽到李實被貶的喜訊后，奔走相告，歡聲雷動的場面。史料記載：“永貞革新集團”上臺輔政的一百四十六天里，做了十三件利國利民的善事，其二便是貶李實的官，足見他的民憤之大。“市里歡呼”把那萬人空巷，熙熙攘攘的人流與響徹云霄的歡呼交織成的一幅波瀾壯闊的圖畫，真實地展現在讀者面前。“皆”“袖瓦礫”、“遮道伺之”，生動、貼切地刻畫了人民群眾對李實深惡痛絕，皆欲食肉寢皮的激情和群起而攻之的情景，與“歡呼”異曲同工，從不同的角度表現了對暴君的深仇大恨;同時，對李實的殘暴作了補充。“間道”惟妙惟肖地展示了李實大勢已去，失魂落魄，惶惶如喪家之犬的窘態，并與上文中“霸道”形成鮮明的對比，在此時望風而逃、如過街老鼠與彼時耀武揚威，不可一世的強烈反差中，深刻揭示了他“虛弱”的一面，使人物性格臻至鮮明。

張伯行評韓文“敘事奇崛”，“刻畫細瑣處，使人神采踴躍，全是太史公筆法”(《重訂唐宋八大家文鈔》)。是說信然。從《李實》中，我們可以感受到： 韓文確實深得史遷神髓，所述人物躍躍欲振，呼之欲出。然其記人敘事，不象《史記》文章，以濃墨重彩渲染場面，描寫事件經過，通過曲折生動的故事情節展現人物性格特征，而是更注重描摹細致、典型的細節來刻畫人物性格。特別是他的一些短篇，多以極簡潔精練的筆觸，通過對典型事件、細節的提煉，生動鮮明地展示出人物完整的性格及社會生活的概貌。這是他在散文創作技巧上的發展與創新。

本篇成功地運用了對照、襯托的藝術手法。如以李實“諂事”、“驟遷”襯托李齊運的權勢傾朝;以“導騎者”襯托主人;以“春夏旱”、“乏食”與“聚斂征求”和“奏對”相對照; 以李實的飛揚跋扈與眾臣態度相對照……幾近俯拾即是。這些，從不同的側面深化了主題，豐富了文章的內蘊，同時也使全章呈現出一種環環相扣，前呼后應，渾然一體的氣勢。

《李實》的語言極精粹，自然流暢，且含蘊豐富，細細品味，余韻無窮。全篇句式錯綜多變，二三字、四六字、八九字均以為句;奇偶參差，錯落有致，造成節奏鮮明，聲調鏗鏘的藝術效果;遣詞造句凝練、形神兼備，成語時出，不僅恰如其分地表達文意，結構篇章，且具強烈的音韻美感，形成文章感情上的抑揚頓挫。特別是全篇語言極富感情色彩，熔鑄了作者對所述人物、事件的審美判斷;故文中雖無正面評價，也無類似《史記》“太史公曰”的“贊語”，但字里行間流露出的感情，卻深刻表達出他鮮明的愛憎立場和褒貶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