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劉基

田家無所求， 所求在衣食。

丈夫事耕稼， 婦女攻紡績，

侵晨荷鋤出， 暮夜不遑息。

飽暖匪天降， 賴爾筋與力。

租稅所從來， 官府宜愛惜。

如何恣刻剝， 滲漉盡涓滴。

怪當休明時， 狼藉多盜賊。

豈無仁義矛， 可以弭鋒鏑。

安得廉循吏， 與國共欣戚。

清心罷苞苴， 養民瘳國脈。

本詩約寫于元順帝至正十五年(1355)前后。當時，民不聊生，天下大亂，各路義軍揭竿而起，攻城襲地，勢不可擋，元朝的一統江山支離破碎，難以收拾。劉基官拜行省元帥府都事，因遭受排擠，去官歸家，蟄居青田。這時，他的心情極其矛盾、復雜，一方面目睹統治者的腐敗，同情人民的苦難，另一方面又自比屈原、賈誼，有心補天。《田家》這首詩便是這種矛盾心情的典型反映。

詩的前八句為第一層，描述了田家生活。起首兩句意味深長，表面看似在反映農民終日勞作，毫無奢望，薄求只在食飽衣暖而已，實際卻是在暗發警告，如果連這點最基本的要求也被剝奪去，那百姓必將鋌而走險。這兩句總領全詩，凝聚著作者對勞動者的深切理解和同情，也為全詩定下了深沉、剛健的基調。接著，作者攝取了兩個典型鏡頭：天剛蒙蒙亮，農夫扛著鋤頭下田耕作;更深夜寒，農婦還無暇寢息，仍紡紗績麻。男耕女織，不分晝夜，艱辛困苦之狀，躍然紙上。白居易《觀刈麥》中有“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之句，以正午烈日灼烤、暑氣逼人表現田家刈麥之辛勞。本詩則以早耕夜織均不見日，刻畫田家全天之勞碌。白詩取“晝”，本詩取“夜”，各為所用，異曲而同工。

詩的第一層著墨于田家鋪展，飽含同情和憐憫;第二層從第九句至第十四句，則完全是對官府的斥責，渲泄作者本人的憤懣;租稅來自田家汗水，官府本應珍惜，但如今卻肆無忌憚地壓榨，這種殘酷的搜括就像水過地皮，滲漉無遺，點滴不留，田家百姓何以為生?“大盜”、“豪強”必然蜂擁而起。“如何恣刻剝，滲漉盡涓滴”兩句，既把作者不滿之情推向高潮，又把元末農民大起義的原因道破：走投無路，官逼民反。不過，此時劉基忠于元朝之心未泯，故而仍稱農民起義軍為“盜賊”，這在他同期的詩作中也有反映，如《次韻和石抹公春晴》：“青眉青犢終何在，白馬黃巾莫漫狂，將帥如林須發縱，太平功業望蕭張。”便充分表現出這種階級意識。

正是懷著挽狂瀾于既倒、忠于元朝建立“太平功業”的愿望，作者在第三層，從十五句至廿句，提出緩和階級矛盾，救國平“亂”的措施，那就是實施“仁政”(“仁義矛”)，平息兵刀之亂。在作者心目中，“仁政”的核心是任用一批廉潔奉公、遵理守法、與國家同甘共苦的官吏，只要為官清正，力戒貪污腐敗，百姓自會養息生產，國家災難亦可療救。這里“廉循吏”指的是劉基本人。作者通過這首詩作表露出對為政者不能重用他的怨恨。在《次韻和孟伯真感興》一詩中，劉基還曾發出這樣的慨嘆：“樽俎自高廊廟策，經綸不用草茅人。”當時，以“草茅人”自居的劉基，多次回絕朱元璋的聘邀，深藏浙東山中，以待元政權啟用，直到至正廿年(1360)左右，浙東元軍被消滅殆盡，他才去投奔朱元璋。

《田家》是一首政治勸諭詩，交織著復雜的情感和多層的色彩，它既有對田家疾苦的同情、理解，又有忠于元朝、籌謀劃策的苦心，還有抱負難酬的牢騷。今天，對于這位封建統治階級的正統政治家、文學家，大可不必苛求，他能體察、肯定當時農民的基本生活要求，較為客觀地總結了農民大起義的原因，已屬難能可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