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說胡須》原文與賞析

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長安，一個多月之后，胡里胡涂的回來了。知道的朋友便問我：“你以為那邊怎樣?”我這才栗然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的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的黃河水。然而這些又有什么可談呢?我于是說：“沒有什么怎樣?！彼谑菑U然而去了，我仍舊廢然而住，自愧無以對“不恥下問”的朋友們。

今天喝茶之后，便看書，書上沾了一點水，我知道上唇的胡須又長起來了。假如翻一翻《康熙字典》，上唇的，下唇的，頰旁的，下巴上的各種胡須，大約都有特別的名號謚法的罷，然而我沒有這樣閑情別致。總之是這胡子又長起來了，我又要照例的剪短他，先免得沾湯帶水。于是尋出鏡子，剪刀，動手就剪，其目的是在使他和上唇的上緣平齊，成一個隸書的一字。

我一面剪，一面卻忽而記起長安，記起我的青年時代，發出連綿不斷的感慨來。長安的事，已經不很記得清楚了，大約確乎是游歷孔廟的時候，其中有一間房子，掛著許多印畫，有李二曲像，有歷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張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記不清楚了，總之是穿一件長袍，而胡子向上翹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決然地說：“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br>
誠然，他們的胡子確乎如此翹上，他們也未必不假造宋太祖或什么宗的畫像，但假造中國皇帝的肖像而必須對了鏡子，以自己的胡子為法式，則其手段和思想之離奇，真可謂“出乎意表之外”了。清乾隆中，黃易掘出漢武梁祠石刻畫像來，男子的胡須多翹上;我們現在所見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的信士像，凡有胡子的也多翹上，直到元明的畫像，則胡子大抵受了地心的吸力作用，向下面拖下去了。日本人何其不憚煩，孳孳汲汲地造了這許多從漢到唐的假古董，來埋在中國的齊魯燕晉秦隴巴蜀的深山邃谷廢墟荒地里?

我以為拖下的胡子倒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帶來的，然而我們的聰明的名士卻當作國粹了。留學日本的學生因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說道“那時倘非天幸，這島國早被我們滅掉了!”則認拖下的胡子為國粹亦無不可。然而又何以是黃帝的子孫?又何以說臺灣人在福建打中國人是奴隸根性?

我當時就想爭辯，但我即刻又不想爭辯了。留學德國的愛國者X君，——因為我忘記了他的名字，姑且以X代之，——不是說我的毀謗中國，是因為娶了日本女人，所以替他們宣傳本國的壞處么?我先前不過單舉幾樣中國的缺點，尚且要帶累“賤內”改了國籍，何況現在是有關日本的問題?好在即使宋太祖或什么宗的胡子蒙些不白之冤，也不至于就有洪水，就有地震，有什么大相干。我于是連連點頭，說道：“嗡，嗡，對啦?！币驗槲覍嵲诒认惹八坪跤突枚嗔?，——好了。

我剪下自己的胡子的左尖端畢，想，陜西人費心勞力，備飯化錢，用汽車載，用船裝，用騾車拉，用自動車裝，請到長安去講演，大約萬料不到我是一個雖對于決無殺身之禍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見，只會“嗡，嗡，對啦”的罷。他們簡直是受了騙了。

我再向著鏡中的自己的臉，看定右嘴角，剪下胡子的右尖端，撒在地上，想起我的青年時代來——

那已經是老話，約有十六七年了罷。

我就從日本回到故鄉來，嘴上就留著宋太祖或什么宗似的向上翹起的胡子，坐在小船里，和船夫談天。

“先生，你的中國話說得真好?！焙髞?，他說。

“我是中國人，而且和你是同鄉，怎么會……”

“哈哈哈，你這位先生還會說笑話?！?br>
記得我那時的沒奈何，確乎比看見X君的通信要超過十倍。我那時隨身并沒有帶著家譜，確乎不能證明我是中國人。即使帶著家譜，而上面只有一個名字，并無畫像，也不能證明這名字就是我。即使有畫像，日本人會假造從漢到唐的石刻，宋太祖或什么宗的畫像，難道偏不會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譜么?

凡對于以真話為笑話的，以笑話為真話的，以笑話為笑話的，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不說話。

于是我從此不說話。

然而，倘使在現在，我大約還要說：“嗡，嗡，……今天天氣多么好呀? ……那邊的村子叫什么名字?……”因為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現在我想，船夫的改變我的國籍，大概和X君的高見不同。其原因只在于胡子罷，因為我從此常常為胡子受苦。

國度會亡，國粹家是不會少的，而只要國粹家不少，這國度就不算亡。國粹家者，保存國粹者也;而國粹者，我的胡子是也。這雖然不知道是什么“邏輯”法，但當時的實情確是如此的。

“你怎么學日本人的樣子，身體既矮小，胡子又這樣，……”一位國粹家兼愛國者發過一篇崇論宏議之后，就達到這一個結論。

可惜我那時還是一個不識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憤憤地爭辯。第一，我的身體是本來只有這樣高，并非故意設法用什么洋鬼子的機器壓縮，使他變成矮小，希圖冒充。第二，我的胡子，誠然和許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雖然沒有研究過他們的胡須樣式變遷史，但曾經見過幾幅古人的畫像，都不向上，只是向外，向下，和我們的國粹差不多。維新以后，可是翹起來了，那大約是學了德國式。你看威廉皇帝的胡須，不是上指眼梢，和鼻梁正作平行么?雖然他后來因為吸煙燒了一邊，只好將兩邊都剪平了。但在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他這一邊還沒有失火……。

這一場辯解大約要兩分鐘，可是總不能解國粹家之怒，因為德國也是洋鬼子，而況我的身體又矮小乎。而況國粹家很不少，意見又很統一，因此我的辯解也就很頻繁，然而總無效，一回，兩回，以至十回，十幾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罷了，況且修飾胡須用的膠油在中國也難得，我便從此聽其自然了。

聽其自然之后，胡子的兩端就顯出毗心現象來，于是也就和地面成為九十度的直角。國粹家果然也不再說話，或者中國已經得救了罷。

然而接著就招了改革家的反感，這也是應該的。我于是又分疏，一回，兩回，以至許多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

大約在四五年或七八年前罷，我獨坐在會館里，竊悲我的胡須的不幸的境遇，研究他所以得謗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禍根全在兩邊的尖端上。于是取出鏡子，剪刀，立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翹，也難拖下，如一個隸書的一字。

“阿，你的胡子這樣了?” 當初也曾有人這樣問。

“唔唔，我的胡子這樣了?！?br>
他可是沒有話。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尋不著兩個尖端，所以失了立論的根據，還是我的胡子“這樣”之后，就不負中國存亡的責任了?？傊覐拇颂綗o事的一一直到現在，所麻煩者，必須時常剪剪而已。

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析】 本文寫于1924年10月30日，正是封建復古主義向“五四”新文學運動猖狂反撲的時期。以東南大學教授梅光迪、胡先骕、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和以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兼司法總長章士釗為代表的 “甲寅派”，先后氣勢洶洶地發起復古運動，向“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反撲過來。而新文學陣線中胡適的提倡“整理國故”的倒退行為，則為他們的反撲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機會。因此，在文化戰線上繼續揭露和批判所謂“國粹派”，依然是新文學運動的一項重要戰斗任務。

作者現身說法，敘說自己歸國以來自己胡須的樣式所不斷招惹的非議，給予了那些淺薄、偽善的“國粹家” 和無聊的 “改革家” 以辛辣的諷刺和有力的抨擊——這些虛假的“愛國主義者”或“改革者”，他們的作為同國家興亡、社會改革和進步是毫無關系的。

文章從講學長安的印象說起，說到自己照例剪胡須的情形，忽而發出感慨，算是文章的 “破題”。

然后，具體講長安之事：講到游歷孔廟時看到其中一間屋子里掛著“歷代帝王像”，因其中一張穿長袍的宋太祖或什么宗的畫像，胡子向上翹起，一位“國粹家名士”便“毅然決然地說： ‘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這里，作者稍舉一點歷史史實，就證明著這位“國粹家”謬說之可笑。但作者當時卻并不與之爭辯，因為感到同這種人爭辯毫無意思——他的淺薄和固執是不可理喻的?，F在呢，且剪著自己左端的胡須，并在心里嘲笑著自己的變得“油滑”。緊接著依舊回到剪胡子的事情上，與前文銜接，說自己“再向著鏡中的自己的臉，看定右邊嘴角，剪下胡子的右尖端，想起我的青年時代來……”這樣，又引出了十六七年前的事：自己剛從日本回到故鄉來，由于留著向上翹的胡子，坐在小船里即遭船夫誤解的情形。然后感慨道：“凡對于以真話為笑話的，以笑話為真話的，以笑話為笑話的，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說話。于是我從此不說話。”

然而事情并不到此為止，作者還因為這上翹的胡子而“常常受苦”。“一位國粹家兼愛國者”在發過一通“保存國粹” 的 “崇論宏議” 之后，就曾對他指責過：“你怎么學日本人的樣子，身體既矮小，胡子又這樣……” 作者因 “那時還是一個不識世故的少年”，便“憤憤地爭辯”，“費時兩分鐘”，然而“總還不能解國粹家之怒”——“而況國粹家很不少”，總還要不斷地指責! 作者抗辯既 “頻繁” 而又 “無效”，久而久之，也就感到 “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于是一氣之下，就“率性不再修飾而聽其自然了”，這樣“胡子的兩端就顯出毗心現象來……和地面成為九十度的直角”，拖下來了，這才平息了 “國粹家”的非議;作者的耳朵也清靜了。作者在此順便一諷： “或者中國已經得救了吧!”

行文至此再以 “然而” 接續前文，轉換其意義：“然而接著就招了改革家的反感……” 這一層文字簡練，僅有兩句，造語極為幽默。先用反語評論： “這也是應該的”——“應該”什么呢?因為在作者看來，那些所謂 “改革家”，其思想行為的著眼點，不過是“胡子式樣”一類雞毛蒜皮的、形式主義的東西而已，所以“我”的胡子任其自然而下垂便遭致了他們 “敏銳”的眼光的挑剔和“反感”。這“反感” 自然也令自己不好受，“于是又分疏，一回，兩回，以至許多回，連我自己也覺得無聊而且麻煩起來了”!這字里行間，分明流露著對于那些形式主義 “改革家” 的鄙視和悲哀。

最后部分由四個自然段組成，為全文所談胡子的“不幸的遭遇”做一個總結。作者說，“大約在四五年或七八年前罷，我獨坐在會館里，竊悲我的胡須的不幸遭遇，研究他所以得謗的原因，忽而恍然大悟，知道那禍根全在兩邊的尖端上。于是取出鏡子，剪刀，即刻剪成一平，使他既不上翹，也難拖下”，于是既再不受 “國粹家”的指責，也免遭“改革家”的反感，從此“天下太平，耳朵清靜”了。作者以無比幽默的語言結尾道：“國粹家”和“改革家”都無話可說了，“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尋不著兩個尖端，所以失了立論的根據，還是我的胡子 ‘這樣’之后，就不負中國存亡的責任了。總之我從此太平無事的一直到現在，所麻煩者，必須時常剪剪而已?！?br>
這似乎平淡的話里，是含著對世道人心、對國家前途的深沉的悲哀的。如果我們的“愛國者”都如這樣的“國粹家”，而我們的“改革者”都如這樣的“改革家”，則我們的中國還有什么前進的希望?魯迅的這篇文章，至今還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批判和暴露，從批判與暴露中抒發作者對國家興亡和改革前途的深沉憂慮，當是本文的主旨，而批判暴露的重點，系因當時復古派的猖狂，故而便在 “國粹家”淺薄無聊的“愛國主義”與形式主義上面，行文也占了絕大部分篇幅，成為文章結構的主體。對所謂“改革家”的抨擊，只是順帶的一筆，然而卻是文章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可缺少的——不但擴大和豐富了本文批判的思想容量，且加強了批判的深度、廣度和力量。

文章采用隨筆的寫法，敘述與描寫結合，夾帶著議論和感慨。敘述中的描寫，往往以生動幽默的語言勾勒形象，以達到諷刺的效果，例如： “于是他廢然而去了”，寫那問我觀感的“朋友”的失望; 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決然地說……，突出表現那“名士”的淺薄和虛妄;“先生，你的中國話講得真好……哈哈哈，你這先生還會說笑話”，充分顯示出那位船夫的主觀、武斷和冥頑不化的固執態度。文章中的議論和感慨，則是作者對于事理的直接發言，例如作者敘述了在黃易出土的漢武梁祠石刻畫像以及北魏至唐的佛教造像中“信士”像的胡子樣式之后，便議論說：“日本人何其不憚煩，孽孽汲汲地造了這許多從漢到唐的假古董，來埋在中國的齊魯燕晉秦隴巴蜀的深山邃谷廢墟荒地里”?用這一質疑，表明了對于“國粹派”認定上翹的胡子是“日本胡子”這一武斷的否定。接著又直抒議論說：“我倒以為拖下去的胡子是蒙古式，是蒙古人帶來的，然而我們的聰明的名士卻當作國粹了?！边@就進一步把這些“國粹家” 的淺薄暴露無遺了。

在表現方法上，作者沒有對 “國粹家” 或 “改革家”的思想本質作正面的解剖，沒有對他們發起正面的攻勢;而是不動聲色地講述自己的“胡須的遭遇”，以旁敲側擊的方式反映 “國粹家” 們的庸俗、淺薄，和“改革家”們往往只重形式、不重內容的無聊，并以幽默、諷刺的雜文筆法對他們表示了極大的輕蔑，和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深沉憂慮和悲哀。

文章語言簡潔，語感風趣、幽默，頗多反語，以收諷刺之功效。例如：“國變會亡，國粹家是不會少的，而只要國粹家不少，這國就不算亡。國粹家者，保存國粹者也，而國粹者，我的胡子是也，這雖然不知道是什么邏輯法，但當時實情確是如此的?！毖院喴赓W，風趣幽默，對“國粹派”的本質及其作為，給予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銳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