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論語一年”——借此又談蕭伯納》原文與賞析

說是《論語》辦到一年了，語堂先生命令我做文章。這實在好像出了“學而一章”的題目，叫我做一篇白話八股一樣。沒有法，我只好做開去。

老實說罷，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于“費厄潑賴”，現(xiàn)在呢，就是“幽默”。我不愛“幽默”，并且以為這是只有愛開圓桌會議的國民才鬧得出來的玩意兒，在中國，卻連意譯也辦不到。我們有唐伯虎，有徐文長;還有最有名的金圣嘆，“殺頭，至痛也，而圣嘆以無意得之，大奇!”雖然不知道這是真話，是笑話;是事實，還是謠言。但總之：一來，是聲明了圣嘆并非反抗的叛徒;二來，是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我們只有這樣的東西，和“幽默”是并無什么瓜葛的。

況且作者姓氏一大篇，動手者寥寥無幾，乃是中國的古禮。在這種禮制之下，要每月說出兩本“幽默”來，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氣息。這氣息令人悲觀，加以不愛，就使我不大熱心于 《論語》 了。

然而，《蕭的專號》是好的。

它發(fā)表了別處不肯發(fā)表的文章，揭穿了別處故意顛倒的談話，至今還使名士不平，小官懷恨，連吃飯睡覺的時候都會記得起來。憎惡之久，憎惡者之多，就是效力之大的證據(jù)。

莎士比亞雖然是“劇圣”，我們不大有人提起他。五四時代紹介了一個易卜生，名聲倒還好，今年紹介了一個蕭，可就糟了，至今還有人肚子在發(fā)脹。

為了他笑嘻嘻，辨不出是冷笑，是惡笑，是嘻笑么?并不是的。為了他笑中有刺，刺著了別人的病痛么?也不全是的。列維它夫說得很分明：就因為易卜生是偉大的疑問號 (?)，而蕭是偉大的感嘆號 (!) 的緣故。

他們的看客，不消說，是紳士淑女們居多。紳士淑女們是頂愛面子的人種。易卜生雖然使他們登場，雖然也揭發(fā)一點隱蔽，但并不加上結論，卻從容的說道“想一想罷，這到底是些什么呢?”紳士淑女們的尊嚴，確也有一些動搖了，但究竟還留著搖搖擺擺的退走，回家去想的余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后，想了也未，想得怎樣，那就不成什么問題，所以他被紹介進中國來，四平八穩(wěn)，反對的比贊成的少。蕭可不這樣了，他使他們登場，撕掉了假面具，闊衣裝，終于拉住耳朵，指給大家道，“看哪，這是蛆蟲!”連磋商的工夫，掩飾的法子也不給人有一點。這時候，能笑的就只有并無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這一點上，蕭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遠。

這怎么辦呢?仍然有一定的古法在。就是：大家沸沸揚揚的嚷起來，說他有錢，說他裝假，說他“名流”，說他“狡猾”，至少是和自己們差不多，或者還要壞。自己是生活在小茅廁里的，他卻從大茅廁里爬出，也是一只蛆蟲，紹介者胡涂，稱贊的可惡。然而，我想，假使蕭也是一只蛆蟲，卻還是一只偉大的蛆蟲，正如可以同有許多感嘆號，而惟獨他是“偉大的感嘆號”一樣。譬如有一堆蛆蟲在這里罷，一律即即足足，自以為是紳士淑女，文人學士，名宦高人，互相點頭，雍容揖讓，天下太平，那就是全體沒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蟲。但是，如果有一只驀地跳了出來，大喝一聲道：“這些其實都是蛆蟲!”那么，——自然，它也是從茅廁里爬出來的，然而我們非認它為特別的偉大的蛆蟲則不可。

蛆蟲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生物在進化，被達爾文揭發(fā)了，使我們知道了我們的遠祖和猴子是親戚。然而那時的紳士們的方法，和現(xiàn)在是一模一樣的：他們大家倒叫達爾文為猴子的子孫。羅廣廷博士在廣東中山大學的“生物自然發(fā)生”的實驗尚未成功，我們姑且承認人類是猴子的親戚罷，雖然并不十分體面。但這同是猴子的親戚中，達爾文又不能不說是偉大的了。那理由很簡單而且平常，就因為他以猴子親戚的家世，卻并不忌諱，指出了人們是猴子的親戚來。

猴子的親戚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但達爾文善于研究，卻不善于罵人，所以被紳士們嘲笑了小半世。給他來斗爭的是自稱為 “達爾文的咬狗”的赫胥黎，他以淵博的學識，警辟的文章，東沖西突，攻陷了自以為亞當和夏娃的子孫們的最后的堡壘。現(xiàn)在是指人為狗，變成摩登了，也算是一句惡罵。但是，便是狗罷，也不能一例而論的，有的食肉，有的拉橇，有的為軍隊探敵，有的幫警署捉人，有的在張園賽跑，有的跟化子要飯。將給闊人開心的吧兒和在雪地里救人的猛犬一比較，何如?如赫胥黎，就是一匹有功人世的好狗。

狗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但要明白，首先就要辨別。“幽默處俏皮與正經(jīng)之間” (語堂語)。不知俏皮與正經(jīng)之辨，怎么會知道這“之間”?我們雖掛孔子的門徒招牌，卻是莊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與非不想辨;“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夢與覺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鑿起七竅來呢?莊子曰：“七日而混沌死。”

這如何容得感嘆號?

而且也容不得笑。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許孩子憤怒，悲哀，也不許高興。皇帝不肯笑，奴隸是不準笑的。他們會笑，就怕他們也會哭，會怒，會鬧起來。更何況坐著有版稅可抽，而一年之中，竟“只聞其騷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呢?

這可見 “幽默”在中國是不會有的。

這也可見我對于《論語》的悲觀，正非神經(jīng)過敏。有版稅的尚且如此，還能希望那些炸彈滿空，河水漫野之處的人們來說“幽默”么?恐怕連“騷音怨音”也不會有，“盛世元音”自然更其談不到。將來圓桌會議上也許有人列席，然而是客人，主賓之間，用不著 “幽默”。甘地一回一回的不肯吃飯，而主人所辦的報章上，已有說應該給他鞭子的了。

這可見在印度也沒有 “幽默”。

最猛烈的鞭撻了那主人們的是蕭伯納，而我們中國的有些紳士淑女們可又憎惡他了，這真是伯納“以無意得之，大奇!”然而也正是辦起《孝經(jīng)》來的好文字：“此士大夫之孝也。”

《中庸》《大學》都已新出，《孝經(jīng)》是一定就要出來的;不過另外還要有《左傳》。在這樣的年頭，《論語》那里會辦得好; 二十五本，已經(jīng)要算是“不亦樂乎”的了。

八月二十三日。

【析】 本文是應林語堂之約，為《論語》半月刊創(chuàng)辦一周年而寫的紀念文章，林語堂創(chuàng)辦《論語》，以提倡幽默為目標，強調(diào)少談政治，明哲保身，寫表現(xiàn)性靈的小品文。魯迅對此是不贊成的，文章開頭，就明確表示，“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于 ‘費厄潑賴’，現(xiàn)在呢，就是 ‘幽默’”。林語堂提倡的幽默，是震懾于國民黨反動派的淫威，逃避現(xiàn)實，尋求性靈的解脫與道理的參透，以表現(xiàn)自我為歸宿的。所以他明確表示“本刊之主旨是幽默，不是諷刺，至少也不要以諷刺為主。”①然而，既然是幽默，必然有所為而發(fā)，會觸及時事，揭發(fā)弊端。真正的幽默，常常是“肚子里總還有半口悶氣，要借著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來。”②魯迅以為，在等級森嚴，極端專制黑暗的中國，并沒有真正的幽默，只有愛開圓桌會議的國民才鬧“幽默”這玩意兒，在中國，連從意義上翻譯humour一詞也辦不到，因為沒有準確而周密地表達這個詞的豐富含義的詞語。在《從諷刺到幽默》一文中，他更明確地說： “ ‘幽默’ 既非國產(chǎn)，中國人也不是長于 ‘幽默’的人民，而現(xiàn)在又實在是難以幽默的時候。于是幽默也就免不了改變樣子了，非傾于對社會的諷刺，即墮入傳統(tǒng)的 ‘說笑話’ 和 ‘討便宜’。”③本文中舉到的唐伯虎和徐文長，他們的言行都只是滑稽而并非幽默。金圣嘆在被殺前說殺頭是“以無意得之，大奇!”看似幽默，實際上只說明他是效忠清皇朝，無意反抗，他的刑前遺言，實質上是“將屠尸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魯迅以有力的論據(jù)，含蓄而周密地論證了在封建專制統(tǒng)治下的中國，絕無可能產(chǎn)生西方式的幽默，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林語堂所提倡的幽默。《論語》的林語堂在無法幽默的時代，不準許有言論自由的國度，卻偏要每月出版兩期，“說出兩本 ‘幽默’”來，這本身就構成了無法解決的矛盾，使人產(chǎn)生了啼笑皆非的幽默感。魯迅的分析論證，詞鋒犀利而語意含蓄，扣緊論點而嚴密深邃，對一年來的《論語》進行了用心良苦而又委婉周全的批評，確實是十分精采的大家文筆。

為什么 “《蕭的專號》是好的”呢?并非因為“幽默”，也并不是刊出被稱為幽默的諷刺大師的佚聞佚事，而是因為發(fā)表了別處不敢發(fā)表的《蕭伯納的過滬談話記》和其他文章，包括蕭伯納和宋慶齡的詳細對話，揭穿了謊言，披露了真相，道出了這位偉大的社會評論家對中國的社會與人生的批評，這才使“名士不平，小宦懷恨”，確實是他“笑中有刺，刺著了別人的病痛”。《論語》刊出這一專號的本身，其實也就與他們的主張相矛盾。

對蕭伯納，魯迅引列維它夫的話，和易卜生加以對比。易卜生之所以是“偉大的疑問號 (?)”，是因為他的作品也揭發(fā)一些弊病，提出一些尖銳的社會問題，但不加上結論，沒有解決疑問的答案;而蕭伯納的作品，則直截揭露資產(chǎn)階級的罪惡腐朽，不留情面地抨擊資本主義社會的虛偽道德時，也提出了對社會問題的答案，所以他是“偉大的感嘆號 (!)”。蕭伯納在他的戲劇《鰥夫的房產(chǎn)》中，辛辣地諷刺了靠吸食窮人養(yǎng)肥自己的資產(chǎn)者，嘲諷他們是糞坑里的蛆蟲。魯迅指出，反噬者最妙的戰(zhàn)術，莫過宣稱出身鄉(xiāng)紳家庭的蕭伯納也是“蛆蟲”。魯迅巧妙地推理論證“假使蕭也是一只蛆蟲，卻還是一只偉大的蛆蟲，正如可以同有許多感嘆號，而惟獨他是 ‘偉大的感嘆號’ 一樣”。因為他揭穿了紳士淑女的假面目，顯露了他們骯臟靈魂和卑劣本質。蕭伯納正是 “傾于對社會的諷刺” 的作家。

魯迅的雜文聯(lián)想廣泛，引例豐富，妙想奇譬，侃侃而談;同時又思路嚴密，環(huán)環(huán)緊扣，聯(lián)珠綴玉，析理入微，真?zhèn)€是天衣無縫，無懈可擊。本文由論證蕭伯納為“偉大的蛆蟲”，引伸出“蛆蟲有大小，有好壞”的論斷，再以達爾文為例，說明達爾文的偉大，正在于他證明了人從猴子進化而來，人類是猴子的親戚，但“猴子的親戚也有大小，也有好壞”，壞的如頑固否認事實，自以為是亞當和夏娃的子孫，惡毒嘲笑達爾文的紳士們，好的如捍衛(wèi)真理、宣揚達爾文學說，自稱為“達爾文的咬狗”的赫胥黎。自然，“指人為狗”，乃是一句惡罵，但對狗也應分析，應從它們對人類的態(tài)度、功過和效用來區(qū)分好壞，從而說明“狗也有大小，有好壞”。然后，再巧妙過渡到對林語堂的“幽默處俏皮與正經(jīng)之間”的剖析上來。文章逐層深入，涉及面十分廣泛，然而又不離評《論語》和談蕭伯納的主旨，論蛆蟲，說人類，評狗的好壞，線索分明，章法嚴密。

俏皮與正經(jīng)當然有明顯的區(qū)別，首先要分辨俏皮與正經(jīng)的區(qū)別，才能明白這二者的“之間”的區(qū)別。躬行莊周之道，是非不辨，哪來這“幽默”，自己一片混沌，何以能用“幽默”讓人民聰明起來?恐怕只能“七日，而混沌死”。引莊周之言而闡發(fā)深刻的道理，這就是魯迅的微言大義。

篇末部分，魯迅承開篇的議論，闡明在中國不會有幽默。因為 “皇帝不肯笑，奴隸是不準笑的”，奴隸一笑，就怕他們會哭、會鬧、會起來造反。有版稅可抽的文學家，也無法幽默，因為面對現(xiàn)實，他們只能發(fā)出“騷音怨音以及刻薄刁毒之音”。至于生活在 “炸彈滿空，河水漫野”之處的人民，正在為生存而掙扎、苦斗，就更不會有幽默了。

魯迅雜文的語言，含意深刻雋永，風格幽默潑辣，修辭手法十分巧妙。就以引用來講，魯迅一引用別人的語言或書名、典故，就往往產(chǎn)生強烈的諷刺效果。蕭伯納因為鞭撻了英國資產(chǎn)階級，想不到竟會使受英國壓迫的中國的紳士淑女憎惡，這正是 “以無意得之，大奇!”不過，這正說明了他們恪守《孝經(jīng)》的教導：“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哪里容得蕭氏的 “異端邪說”呢? 當時的中國，新出了以 《大學》、《中庸》命名的雜志，儒家思想重又抬頭，復古逆流甚囂塵上，國民黨反動派實行思想文化的專制統(tǒng)治，林語堂要辦取中間立場，以幽默閑適為格調(diào)，多少觸及社會現(xiàn)實的《論語》雜志，是難以維持下去的。魯迅的話，有肯定，也有批評，真是鞭辟入里，曲寫毫芒，婉而多諷，語重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