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說“面子”》原文與賞析

“面子”，是我們在談話里常常聽到的，因為好像一聽就懂，所以細想的人大約不很多。

但近來從外國人的嘴里，有時也聽到這兩個音，他們似乎在研究。他們以為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國精神的綱領，只要抓住這個，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辮子一樣，全身都跟著走動了。相傳前清時候，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但臨走時，卻被從邊門送出去。不給他走正門，就是他沒有面子;他既然沒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國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風了。這是不是事實，我斷不定，但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頗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頗疑心他們想專將“面子”給我們。

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還好，一想可就覺得胡涂。它像是很有好幾種的，每一種身份，就有一種“面子”，也就是所謂“臉”。這“臉”有一條界線，如果落到這線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丟臉”。不怕“丟臉”，便是“不要臉”。但倘使做了超出這線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臉”。而“丟臉”之道，則因人而不同，例如車夫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爺坐在路邊赤膊捉虱子，才成為“丟臉”。但車夫也并非沒有“臉”，不過這時不算“丟”，要給老婆踢了一腳，就躺倒哭起來，這才成為他的“丟臉”。這一條“丟臉”律，是也適用于上等人的。這樣看來，“丟臉”的機會，似乎上等人比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車夫偷一個錢袋，被人發見，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撈一批金珠珍玩，卻仿佛也不見得怎樣“丟臉”，況且還有“出洋考察”，是改頭換面的良方。

誰都要“面子”，當然也可以說是好事情，但“面子”這東西，卻實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報》就告訴我們一條新聞：滬西有業木匠大包作頭之羅立鴻，為其母出殯，邀開“貰器店之王樹寶夫婦幫忙，因來賓眾多，所備白衣，不敷分配，其時適有名王道才，綽號三喜子，亦到來送殯，爭穿白衣不遂，以為有失體面，心中懷恨，……邀集徒黨數十人，各執鐵棍，據說尚有持手槍者多人，將王樹寶家人亂打，一時雙方有劇烈之戰爭，頭破血流，多人受有重傷?！卑滓率怯H族有服者所穿的，現在必須“爭穿”而又“不遂”，足見并非親族，但竟以為“有失體面”，演成這樣的大戰了。這時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卻可以完全不管。這類脾氣，是“紳商”也不免發露的：袁世凱將要稱帝的時候，有人以列名于勸進表中為“有面子”;有一國從青島撤兵的時候，有人以列名于萬民傘上為 “有面子”。

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說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并非說，人應該“不要臉”?，F在說話難，如果主張“非孝”，就有人會說你在煽動打父母，主張男女平等，就有人會說你在提倡亂交——這聲明是萬不可少的。

況且，“要面子”和“不要臉”實在也可以有很難分辨的時候。不是有一個笑話么?一個紳士有錢有勢，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罷，人們都以能夠和他扳談為榮。有一個專愛夸耀的小癟三，一天高興的告訴別人道：“四大人和我講過話了!”人問他“說什么呢?”答道： “我站在他門口，四大人出來了，對我說：滾開去!”當然，這是笑話，是形容這人的“不要臉”，但在他本人，是以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為“有面子”了。別的許多人，不是四大人連“滾開去”也不對他說么?

在上海，“吃外國火腿”雖然還不是“有面子”，卻也不算怎么“丟臉”了，然而比起被一個本國的下等人所踢來，又仿佛近于 “有面子”。

中國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這“面子”是“圓機活法”，善于變化，于是就和“不要臉”混起來了。長谷川如是閑說“盜泉”云： “古之君子，惡其名而不飲，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飲之。” 也說穿了 “今之君子” 的 “面子” 的秘密。

十月四日。

【析】 給不給 “面子”，或說某某人“面子”大，它已成相當多的中國人的口頭禪了。所以魯迅說：“‘面子’，是我們在談話里常常聽到的”。由于熟焉不察，人們也就認為它天經地義，不再去想它是否合理。但魯迅卻對此作了深入的分析：

其一，所謂上流人士，他們對“面子”看得很重，將它和自己身價聯系起來。魯迅說： “這 ‘臉’ 有一條界線，如果落到這線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做‘丟臉’。不怕 ‘丟臉’，便是 ‘不要臉’。”這種愛面子似乎出于自尊，卻又決不是。譬如有些做官的，口頭上一再說要廉潔奉公，卻趁機“大撈一批金珠珍玩”，按說這貪污行為該是很丟臉的事，是不要臉，可是他們并沒有這種感覺。相反倒認為這是他們的本事大。至于車夫偷了一個錢袋，被人發現了就是失了面子的。可見這“面子”界線是包含著階級內容的。

其二，這“要面子”的陳舊觀念也浸蝕到下層人民中間去了，并發展為可怕的變態心理。如本文中所舉的“三喜子” 為他人送殯因爭白衣不遂而大打出手的故事。魯迅說： “白衣是親族有服者所穿的，現在必須‘爭穿’ 而又 ‘不遂’，足見并非親族，”既如此，為什么“三喜子”竟有失“面子”的憤慨呢?三喜子也說不清，為說不清的事而大動干戈，它實在是一種心理變態。令人擔憂的，它竟成了消極的國民性弱點的一種表現了。如“袁世凱將要稱帝的時候，有人以列名于勸進表中為 ‘有面子’”。這種愛“面子”的心態，在中國自古有之，孟子在《離婁》中所說的“良人”在妻妾面前吹牛，說他在外面如何和那些富貴人家大吃大喝，而實際上是討乞，便是一例;《裴子語林》中的石崇夸富又是一例;更典型的則是《紅樓夢》中的賈府，從老祖母到賈政、王夫人、王熙鳳等人的言談處事無不膺服“面子”第一。當這種愛“面子”觀念發展到極致的時候它便是魯迅所說的 “阿Q主義” 了。魯迅舉了兩個生動事例，如其中一個：“有一個專愛夸耀的小癟三，一天高興的告訴別人道： ‘四大人和我講過話了!’ 人問他‘說什么呢?’答道： ‘我站在他門口，四大人出來了，對我說：滾開去!’”這個小癟三不是地道的阿Q似自輕自賤嗎?有人說，這種愛“面子”是他制他律人格的表現，即他的價值取向完全取決于社會和他人對自己看法如何，而不看它的是非曲折。這實際上就是取消了自己審視問題和保留看法的獨立人格。為了保全“面子”，它必然出現在中國很發達的 “文飾”現象。所謂 “文飾”就是“用邏輯證明的方式(盡管錯誤)來為那些若不用某種方式解釋就會引起不安的結果求理由。其類型有兩種。(1)酸葡萄心理。即貶低個人渴望得到但又不能獲得的東西。(2)甜檸檬心理。即有些本來無明顯吸引力的東西，但在獲得之后，又盡可能美化頌揚它”。①魯迅在本文最后所說的“長谷川如是閑說‘盜泉’云：‘古之君子，惡其名而不飲，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飲之?！彼痪褪且环N典型的“文飾”嗎!魯迅深刻地指出，這就是“今之君子”要“面子”的秘密，這種為保全 “面子” 的文飾是可怕的腐蝕劑。

本文是隨筆形式，它以拉家常聊天的方式，因而可以海闊天空，縱意而談，也因此，文中趣事、趣語所顯示的幽默就頗能吸引讀者。如在上海，有一些曾被外國人踢了幾腳不以為丟“面子”，反倒認為有 “面子”的心理變態時說： “在上海，‘吃外國火腿’ 雖然還不是‘有面子’，卻也不算怎么 ‘丟臉’ 了，然而比起被一個本國的下等人所踢來，又仿佛近于‘有面子’?！彼χ杏写?，是地道的魯迅式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