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讀書雜談——七月十六日在廣州知用中學講》原文與賞析

因為知用中學的先生們希望我來演講一回，所以今天到這里和諸君相見。不過我也沒有什么東西可講。忽而想到學校是讀書的所在，就隨便談談讀書。是我個人的意見，姑且供諸君的參考，其實也算不得什么演講。

說到讀書，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書來讀就是了，但是并不這樣簡單。至少，就有兩種：一是職業的讀書，一是嗜好的讀書。所謂職業的讀書者，譬如學生因為升學，教員因為要講功課，不翻翻書，就有些危險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諸君之中一定有些這樣的經驗，有的不喜歡算學，有的不喜歡博物，然而不得不學，否則，不能畢業，不能升學，和將來的生計便有妨礙了。我自己也這樣，因為做教員，有時即非看不喜歡看的書不可，要不這樣，怕不久便會于飯碗有妨。我們習慣了，一說起讀書，就覺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實這樣的讀書，和木匠的磨斧頭，裁縫的理針線并沒有什么分別，并不見得高尚，有時還很苦痛，很可憐。你愛做的事，偏不給你做，你不愛做的，倒非做不可。這是由于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而來的。倘能夠大家去做愛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飯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現在的社會上還做不到，所以讀書的人們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強強的，帶著苦痛的為職業的讀書。

現在再講嗜好的讀書罷。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強，離開了利害關系的。——我想，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的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后還是打。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贏錢，而在有趣。牌有怎樣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聽得愛賭的人說，它妙在一張一張的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我想，凡嗜好的讀書，能夠手不釋卷的原因也就是這樣，他在每一葉每一葉里，都得著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擴大精神，增加智識的，但這些倒都不計及，一計及，便等于意在贏錢的博徒了，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過我的意思，并非說諸君應該都退了學，去看自己喜歡看的書去，這樣的時候還沒有到來;也許終于不會到，至多，將來可以設法使人們對于非做不可的事發生較多的興味罷了。我現在是說，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只將課內的書抱住。但請不要誤解，我并非說，譬如在國文講堂上，應該在抽屜里暗看《紅樓夢》之類;乃是說，應做的功課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樣的書，即使和本業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這樣子，對于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現在中國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人們大概以為自己所學的一門是最好，最妙，最要緊的學問，而別的都無用，都不足道的，弄這些不足道的東西的人，將來該當餓死。其實是，世界還沒有如此簡單，學問都各有用處，要定什么是頭等還很難。也幸而有各式各樣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學家，到處所講的不是“文學的分類”便是“詩之構造”，那倒反而無聊得很了。

不過以上所說的，是附帶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讀書，本人自然并不計及那些，就如游公園似的，隨隨便便去，因為隨隨便便，所以不吃力，因為不吃力，所以會覺得有趣。如果一本書拿到手，就滿心想道，“我在讀書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勞，因而減掉興味，或者變成苦事了。

我看現在的青年，為興味的讀書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樣的詢問。此刻就將我所想到的說一點，但是只限于文學方面，因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學和文章。甚至于已經來動手做批評文章的，也免不了這毛病。其實粗粗的說，這是容易分別的。研究文章的歷史或理論的，是文學家，是學者;做做詩，或戲曲小說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作家。創作家不妨毫不理會文學史或理論，文學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詩。然而中國社會上還很誤解，你做幾篇小說，便以為你一定懂得小說概論，做幾句新詩，就要你講詩之原理。我也嘗見想做小說的青年，先買小說法程和文學史來看。據我看來，是即使將這些書看爛了，和創作也沒有什么關系的。

事實上，現在有幾個做文章的人，有時也確去做教授。但這是因為中國創作不值錢，養不活自己的緣故。聽說美國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說，時價是二千美金;中國呢，別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給大書鋪，每篇賣過二十元。當然要尋別的事，例如教書，講文學。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點熱，于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苦倒也罷了，結果還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證據，是試翻世界文學史，那里面的人，幾乎沒有兼做教授的。

還有一種壞處，是一做教員，未免有顧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暢所欲言。這或者有人要反駁：那么，你暢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這是事前的風涼話，一到有事，不知不覺地他也要從眾來攻擊的。而教授自身，縱使自以為怎樣放達，下意識里總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國，稱為“教授小說”的東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說好，至少，是總難免有令人發煩的炫學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學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么書?這實在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先前也曾有幾位先生給青年開過一大篇書目。但從我看來，這是沒有什么用處的，因為我覺得那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學，則自己先看看各種的小本子，如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瓦浪斯基們的《蘇俄的文藝論戰》之類，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覽下去。因為文學的理論不像算學，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議論很紛歧。如第三種，便是俄國的兩派的爭論，——我附帶說一句，近來聽說連俄國的小說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見“俄”字就吃驚，其實蘇俄的新創作何嘗有人紹介，此刻譯出的幾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邊都已經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藝作品呢，則先看幾種名家的選本，從中覺得誰的作品自己最愛看，然后再看這一個作者的專集，然后再從文學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詳細，就看一兩本這人的傳記，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專是請教別人，則各人的嗜好不同，總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說幾句關于批評的事。現在因為出版物太多了，——其實有什么呢，而讀者因為不勝其紛紜，便渴望批評，于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批評這東西，對于讀者，至少對于和這批評家趣旨相近的讀者，是有用的。但中國現在，似乎應該暫作別論。往往有人誤以為批評家對于創作是操生殺之權，占文壇的最高位的，就忽而變成批評家;他的靈魂上掛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論不周密，便主張主觀，有時怕自己的觀察別人不看重，又主張客觀;有時說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時將校對者罵得一文不值。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胡涂，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個很普通的比喻。他們說：一個老翁和一個孩子用一匹驢子馱著貨物去出賣，貨賣去了，孩子騎驢回來，老翁跟著走。但路人責備他了，說是不曉事，叫老年人徒步。他們便換了一個地位，而旁人又說老人忍心;老人忙將孩子抱到鞍鞒上，后來看見的人卻說他們殘酷;于是都下來，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們了，說他們是呆子，空著現成的驢子卻不騎。于是老人對孩子嘆息道，我們只剩了一個辦法了，是我們兩人抬著驢子走。無論讀，無論做，倘若旁征博訪，結果是往往會弄到抬驢子走的。

不過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評，不過說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別的書也一樣，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觀察。倘只看書，便變成書廚，即使自己覺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實是已在逐漸硬化，逐漸死去了。我先前反對青年躲進研究室，也就是這意思，至今有些學者，還將這話算作我的一條罪狀哩。

聽說英國的培那特蕭(Bernard Shaw)，有過這樣意思的話：世間最不行的是讀書者。因為他只能看別人的思想藝術，不用自己。這也就是勖本華爾(Schopen-hauer)之所謂腦子里給別人跑馬。較好的是思索者。因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

這是的確的，實地經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我先前吃過干荔支，罐頭荔支，陳年荔支，并且由這些推想過新鮮的好荔支。這回吃過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廣東來吃就永不會知道。但我對于蕭的所說，還要加一點騎墻的議論。蕭是愛爾蘭人，立論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為假如從廣東鄉下找一個沒有歷練的人，叫他從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問他觀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為他沒有練習過觀察力。所以要觀察，還是先要經過思索和讀書。

總之，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我們自動的讀書，即嗜好的讀書，請教別人是大抵無用，只好先行泛覽，然后決擇而入于自己所愛的較專的一門或幾門; 但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



【析】 1927年7月16日廣州 《民國日報》 以《新文學巨子魯迅先生之公開演講》為題報道：“先生曾任國立北京大學文學教授多年，本年抵粵，應國立中山大學之聘，當教務長，多所擘畫，士子賴之;刻已辭職，行將北上，專心著述，并擬經營出版事業。故本市紙行街知用中學，特 于今午 (星期六十二時半)請其公開演講，題為《讀書雜談》，歡迎各界士女到聽。先生為文學上的大革命家，際茲革命與讀書空氣正在緊張之時，想青年諸君必樂于研究此種問題，斷不肯失之交臂也。”舊報抄引，多少可知本篇演講紀錄稿的來由。

開頭一段，為引言。“因為知用中學的先生們希望來演講一回，所以今天到這里和諸君相見”。應邀而來，“不過我也沒有什么東西可講”，這顯然是臨時入席的謙辭，要講什么呢?“忽而想到學校是讀書的所在，就隨便談談讀書”。言簡意明，道白演講的意旨，與題目呼應。“是我個人的意見，姑且供諸君的參考，其實也算不得什么演講”這是破題之后的解釋“雜談”，僅為“參考” 的 “個人的意見”。副標題也只稱 “講”，以明“其實也算不得什么演講”。隨和，親切，無儼然“好為人師” 的架勢，有相聚敘談，暢所欲言的風度。

第二段 “說到讀書”，魯迅十分詼諧地解釋不可“簡單”認為“只要拿書來讀就是了”。因為，讀書“至少，就有兩種”，即 “職業的”和 “嗜好的”之分。所謂“職業的讀書”，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讀專業書;所謂“嗜好的讀書”，就是興之所至的“泛覽”。魯迅的立論在于勸誡不可單憑興趣出發的讀書，主張“泛覽”，不贊成青年把自己的閱讀興趣的天地搞得很窄。“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只將課內的書抱住。……應做的功課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樣的書，即使和本業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這樣子，對于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這是針對相當盛行的夜郎自大的時弊，那種總以為自己學的是最好、最要緊的學問，而別的學問，都不屑一顧的時弊而發的。魯迅力倡“學問都各有用處，要定什么是頭等還很難”。至于文學青年專看文學書，也不好。這些都是面向中學生講的，既照顧其特點，又考慮其需要，力求聯系現實，不讓題目束縛思想，講得娓娓動聽，通俗易懂。

第三段，結合現狀，回答了“我也常常遇到各樣的詢問”。一是“分不清文學和文章”，二是“要弄文學，應該看什么書?”三是“說幾句關于批評的事”。魯迅是針對當時的思想統治和讀書現狀，有感而發的議論。他寓有深意地說：“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只將課內的書抱住。” 當然，“課外的書”多得很，胡適他們不是開過一大篇書目么?魯迅明確地指出： 這類東西 “是沒有什么用處的”，因為 “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告誡青年學生不必去看，謹防上當。魯迅強調讀書要： “自己思索，自己做主”，尤其要“自己觀察”“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千萬不要“只看書”，把自己“變成書廚”，脫離社會斗爭，把腦子“給別人跑馬”，自己 “躲進研究室”。

最后，在青年讀書分成兩大陣營的形勢下，魯迅指出“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顯然，這是誘導青年直面現實關心社會斗爭，不要躲入書齋，不要被“有些學者”所騙。煞尾的結論，將自己一貫主張的“泛覽”而后“決擇而入于自己所愛的較專的一門或幾門”的讀書方法，深入淺出地點出了精神。魯迅倡導必須讀書，但如果只是讀書，變成了死讀書，便不足為訓。要“使所讀的書活起來”，強調“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演講到此，魯迅對于讀書雜談、分析和解釋，是非常全面的，正確的，科學的。他的獨創見地和循循善誘，令人回味無窮。

魯迅雜文的寫法，從三言兩語的“隨感錄”，犀利潑辣，到反復論證的“時論”，氣勢不凡，議論性強而有力，形成獨具一格的雜文風格。有人認為既有“冷”的，表以“橫眉冷對”; 又有“熱”的，示以滿腔熱忱，“甘為孺子牛”。本文作為主要面向中學生的演講，既無冗長的引證和贅述，又無枯燥的論述和說教。全篇直截了當，語語中的，能使聽眾絲絲入扣，如坐春風。雖屬演講記錄稿，卻亦能閃現“論駁是寓于形象性中”的特色。如“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比喻生動;又如“但請不要誤解，我并非說，譬如在國文講堂上，應該在抽屜里暗看《紅樓夢》之類”，勸告有趣; 再如“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 去摸門徑去”，提示明確，等等。徐中玉的《關于魯迅的雜文》認為“雜文的生命力是深深孕育和保衛在廣大人民的心里”。本文值得揣摩的是魯迅雜文“橫眉冷對”的另一面，即對于中學生，對于文學青年，對于人民大眾，充滿了滿腔熱忱。所謂讀書雜談，魯迅善于把一次很平常的演講，化作誘導青年學生讀書上進的講話，化作同反動派爭奪青年一代的斗爭。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文應視為北京時期“青年必讀書”的斗爭在新的現實環境和形勢下的繼續和深入。當然，由于黑暗勢力統治下，環境十分惡劣，魯迅只好“改些作法”，“在石頭底下，只好彎曲的生長”。所以，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向中學生講讀書，司空見慣，誰也無可厚非。其實，“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胡涂”;“倘只看書，便變成書廚”;“實地經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等都是為了激起聽眾的思考和共鳴，啟人上進。這已是把學校讀書和社會斗爭緊密聯系了起來，遠非單純講講讀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