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詩歌·顧炎武·又酬傅處士次韻(二首選一)》鑒賞

顧炎武

其 一

清切頻吹越石笳，窮愁猶駕阮生車。

當時漢臘遺臣祭，義激韓仇舊相家。

陵闕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淚發春花。

相將便是天涯侶，不用虛乘犯斗槎。

這首詩是顧炎武于清圣祖康熙二年(1663)游山西太原時所寫。當時在太原的傅山，送給一首題為《晤言寧人先生還村途中嘆息有詩》的贈詩，作者即就其原韻的先后次序酬和了二首。這是其中的一首。

傅處士，即傅山，字青主，原來初名鼎臣，字青竹，另署名朱衣道人(他的名號甚多，《年譜》載有三十四個字號和另署)。他同顧炎武同是明代遺民、明末清初具有民族氣節的著名學者。傅處士“衣朱衣”、“居土穴”，隱居太原家鄉之中，以行醫糊口養母。康熙中朝廷征舉“博學鴻詞”，他應召到京城，但堅臥城西古寺，拒不應試，授予中書舍人，也以老病辭歸。這位“處士”實際上是一位博通經史諸子、兼工詩文、書畫和金石篆刻的大作家、大學問家。他同顧炎武正好意氣相契，都是忠貞故國、崇尚節操之士。“處土”，古時稱有才德而隱居不仕的人。

在講說正文之前，首先詮釋幾個有關詩詞酬唱的名詞與概念：

何謂“酬唱”?酬，原有報答之意。對方贈了詩詞，自己寫詩詞作回報。對方寫的稱唱;自己答的叫“酬”。

何謂“和韻”?也叫“和詩”，它是作舊體詩詞的一種方式之一。寫“和詩”，務必依照被“和”之詩的原韻作詩。此處之“和”，讀第四聲hè，即合唱和與和答之義。依其不同要求，大體有以下三種方式：

一是，依韻。采用所和詩之同一韻部作詩，而不必用其原字。這是和詩中要求最低的一種方式。

二是，用韻。即用原詩的韻和原字作詩，但不必依照其次序。這是略高于依韻的一種做法。

三是，次韻。亦稱“步韻”，取其步伐相隨之意。這是和詩中要求最高、寫起來最難的一種方式。具體要求是：務必按照所和詩的原韻、原字、原次序進行創作。它是詩人酬唱中最常用的一種和詩方式。這種方式，寫起來雖難，但人們卻喜歡它。因為它具有很強的挑戰性，寫起來比其它方式其興味會更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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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七言律詩，主要是贊頌民族氣節，激勵“復明”斗志。其前一半側重于贊頌，后一半主要是激勵。

前兩聯：引典盛贊民族氣節

首聯：

清切頻吹越石笳，窮愁猶駕阮生車。

這兩句詩各用一典：前句用東晉永嘉詩人劉琨“奏笳退敵”之典;后句引入魏末正始詩人，“竹林七賢”之首阮籍“窮途回車”之典實。這是說，劉琨那清遠悲切的笳聲，不斷吹奏，惹動了胡騎的鄉思，自動退兵解圍;阮籍遇到途窮即回車，而傅山抗清，雖然艱難，卻仍堅持。故言猶駕。

為何作者要引這兩個典故入詩呢?

因為，劉越石(劉琨之字)，是東晉著名愛國之士，也是杰出的“永嘉詩人”，對異族(胡、羯)統治，反抗意識十分強烈，而傅山也曾自稱有“彎強躍駿之骨”，并參加了抗清武裝斗爭。所以，作者就將他們兩人作比。這是贊美，也是激勵，是從正面進行的。而對句又引入“阮生車”之典，則是用反襯之法，來對友人的抗清意志的一種肯定與加強，也是防止“退堂鼓”現象產生的一種警惕。

以下補釋兩個典故——

越石笳：指劉琨(字越石)所吹的胡笳之聲。《晉書·劉琨傳載(大意)：東晉并州刺史劉琨，與劉淵、石勒對抗，于晉陽為胡兵圍困數重，窘迫無計。劉琨乘月夜登城樓清嘯。賊聞之皆凄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噓唏，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并棄圍而走。

阮生車：阮生，指魏詩人阮籍。按《晉書列傳》云：“阮籍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去。”

下一聯寫法同首聯相仿，而內容進了一層——

頷聯：

時當漢臘遺臣祭，義激韓仇舊相家。

這一聯也是每句各用一典，都是“西漢時尚仁義，講節守”的故事。出句說，西漢末年尚書陳咸父子，不愿與王莽合作，全家辭歸，閉門不出，歲終臘祭，仍用漢禮。詩以陳、傅相比，說明傅山堅決不當“順民”，在生活上仍遵“明制”。這不是可欽可敬的高風亮節嗎?對句說，西漢張良，因先代五世為韓國相，韓為秦所滅，張即散盡家財，“求客刺秦，為韓復仇”。這不也是值得頌揚的嗎?

作者就是借著歷史上“陳咸不忘漢臘”和“張良義報韓仇”的事例來比傅山的“不忘明室”，來贊揚處士的崇高風節的。

這兩聯四句詩，連用四個典，目的卻只有一個：大力贊頌傅山的民族節操。其實，這也是作者通過對友人的贊賞，來寫自己的抗清復明之心志。

下邊半首詩轉入了自述個人感慨，基本精神卻在于：激勵。

后兩聯：感懷故國，志在恢復

頸聯：

陵闕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淚發春花。

這兩句意思是：亡明的王陵帝廟籠罩著一片凄涼景象，有如回照之殘陽;雖然一年一度的春花照樣開放，但山河卻在悲傷地流淚。

這一聯詩是從李白、杜甫詩詞中點化而來的。上句用了李白《憶秦娥》“西風殘照，漢家陵闕”的詞意;下句則化用了杜甫《春望》“國破山河在”和“感時花濺淚”的詩句之意。明代畫家王蒙，在寫李白《憶秦娥》詞圖跋語時，曾經指出：這是一首“遺老易垂淚”的悲詞。后人讀了它，的確也常常引起故國之思和亡國之痛。清代學者王國維也在《人間詞話》中，特別贊賞詞尾這兩句。說“……‘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顧炎武在此巧妙地化用這一詞意，借以感懷亡明故國，表達國運維艱有如回照之殘陽的悲慨。詩句寫得氣象闊大，寄慨深沉，意境高遠。

下句化用杜詩《春望》詩意也很成功。杜甫在“安史之亂”時，眼見長安城殘破景象，興起了感時傷亂和恨別思鄉之嘆，把萬千思緒、復雜情懷和憂國恤民之志，用“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詩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幾個高度凝煉的詩句表達了出來，若非杜甫這樣的大手筆，的確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在異族統治下的顧炎武，要把自己瞻仰明人故宮、皇陵和漫游南北各地所引起的無限感慨充分地表達出來，并且發之為詩，那當然更非易事。可是，詩人卻通過點化杜詩而高度濃縮地，只用七言短句，全都體現了出來，而且立意和境界，似乎不亞于杜詩。杜詩只告訴人們：“山河依舊，而國事全非。”但顧詩卻進一步說，春花在放發時，山河卻在流淚。沒有生命和感情的山山水水，也因異族鐵蹄蹂躪而悲泣垂淚。這還不更深刻地說明國家和民族災難之深重嗎?而且，這句詩的詩意和詩情，也給上句“陵闕生哀回夕照”作了更好的補充和深化。

相將便是天涯侶，不用虛乘犯斗槎。

相將，即相與、相共之意。相，交互;將，扶助。二字聯用，意即彼此互為聲援，互相幫助。

犯斗槎，犯，即冒犯;斗，星斗，此指牽牛星座;槎(chá，同“楂”)，竹木之筏，引申為小船。語出晉張華《博物志》。其中曰：“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桴槎去來，不失期。”

這尾聯兩句是說，如果彼此互相幫助，互為聲援，即使相離極遠，也會成為朋友的;那就沒有必要撐筏遠行，頻頻相仿了(或者不必再乘船浮海遠避了)。

這是最后一聯詩的字面的意思。但詩人的真正用意又是什么呢?

詩句是含蓄的，用意在言外。如果，我們聯系全詩來領會尾聯的詩意，那就知道它要告訴人們的是：

既有“同志”者在，不必乘桴浮海遠行了。也就是說，目前雖然困難重重，形勢不妙，但只要目標一致，互相聲援，都成戰友，海內并不乏抗清復明志士，我們應當堅定復明決心，砥礪報國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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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語譯全詩(恕借用王堅敏將“古典詩詞改寫現代新詩”的作業)——

乘月登樓，晉陽城外敵重重;

胡笳頻吹，退兵自有劉英雄。

知難而進，豈效阮生哭途窮?

不墜青云，傅氏守節氣如虹。

解官歸田，歲終祭神續漢統;

不知有王，錚錚遺臣是陳公。

傾家蕩產，為尋義士荊軻逢;

韓仇義報，留侯佳話代代頌。

落日奄奄，斜掛明陵西上空;

故國大地，陰霾籠罩哀情濃。

江山已改，春花依舊舞東風;

祖國多難，花在眼下淚沾胸。

志同道合，豈須乘桴涉洋東?

抗清復明，身在天涯心猶同!



這首詩有兩點很有特色：

第一，詩義明確充實，詩風蒼涼悲壯

這首詩的基本傾向，以歷史觀點來看，思想積極，中心突出。其主旨十分明確：歌頌民族氣節，激勵人們斗志。具有這種主題的詩歌，在顧氏詩集中比比皆是，幾乎成了他后期詩作的主要內容。他生活在明末易代之際，是一個社會變亂和民族危機嚴重的時代。他作為一個愛國志士，在南明時期，曾一再舉義抗清;明亡后，又不斷謀圖恢復;直到晚年，仍然鼓勵朋友繼續斗爭。他作為一位學者的詩人，又是敢于正視現實，力主經世致用者，并推崇白居易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因此，在他的詩歌創作中，一直堅持現實主義精神，使自己的詩作，具有歷史內容和精悍深沉、蒼涼悲壯的藝術風格。我們現在選讀的這首詩，就體現了這個特色。它同本組詩的另一首“愁聽天塞遍吹笳”一樣，寫得有思想、有形象、有感慨，還有決心與信心，有理想與遠景。在顧詩中有一首實錄歷史有名的“揚州十日暴行”的《秋山》詩，更寫得異常悲壯慘烈。

第二，一詩多典，不感其煩，反覺其妙

引典入詩，原是古今詩人常用的一種藝術手段。用典效果好壞，往往取決于詩人引用典實的技巧是否高明。現在選讀的這首詩，即可證明其論斷不謬。

這首詩用典特色是：一詩多典，不感其煩，反覺其妙。原來，“一詩多典”或“一典多用”，是一般詩家所諱忌的。因為搞得不好，就會給詩篇造成繁雜或晦澀的感覺。可是，顧詩卻敢于大量用典：前半首，句句有典;后半首，也是四句三典(化用詩人詩句，實際也是用典)，短短八句的律詩，竟用了七個典實。

這樣，不厭其煩地引典入詩，竟取得良好效果，其竅門何在呢?我看，主要是抓好了以下三點：

一是，引典適當，各盡其長，多用熟典，力避生僻。當詩歌需要以精煉語句概括表達自己憂時憂國復雜情懷時，詩人就從人們熟知的李、杜詩詞中尋找借助。這個借助，不是照搬抄襲，而是煉其精蘊，翻舊為新，化繁為簡，以精湛的“陵闕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淚發春花”兩個佳句，出現于詩篇之中，并成為全篇之“詩眼”。

二是，典故同內容和諧不悖，用語精警而不露。在此詩的結句，引了“私犯斗槎”的典實——實際是一個神話傳說——用在否定句中，來突出尾聯所要闡發的正面寓意，堅持抗清復明斗爭。這樣，就取得了以反為正，相映益彰的藝術效果。

三是，更重要的一點是寓論于事，藏情于典，融主題于其中。這就是說，從各個側面來引典烘托主題，突出中心，從而達到：意由典彰，情因典濃。本詩前四句的用典，很好證明了這一點。你看，作者一口氣引了“奏笳退敵”、“窮途駕車”、“不忘漢臘”和“義報韓仇”四個歷史上著名的事例入詩，不僅詩意沒有重復，而且各用一典，加深一層，從精忠報國，至迎難而上，進而在堅志不移和果敢行動等各個環節上來表現主題。即突出地贊揚了友人傅山(何止傅山!)的高尚民族氣節，激勵人們堅持斗爭。

這樣，巧妙地用典，不僅使詩的內蘊更充實、更深沉，同時也使詩歌增添藝術興味。當然，在這里，僅僅是就顧詩用典而論，并非提倡寫詩務必用典，或者用典越多越好。只是想說明一點，引典入詩，確是我國傳統詩歌藝術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決不可忽視。這也正好證明，當前某些人拒絕在詩中用典的觀點，是片面的，不符合藝術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