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詩歌與散曲》鑒賞
(一)
在元代文壇上,“俗文學”沖破世俗藩籬,占踞了主導地位,這就是后世所稱的“元曲”。按傳統說法,元曲就是雜劇與散曲的統稱。其實,它們是兩種文體。雜劇是戲劇的一種,而散曲卻是一個新的詩體。當然,它們之間有一定的聯系。比如雜劇的主要部分,是按曲調撰寫唱詞的,同散曲一樣,都是合樂歌唱的。近世為了明確兩者之間的區(qū)別,把那種只用于合樂清唱、性質近于詞的曲,稱之為“散曲”;而將那種有故事情節(jié),并帶有科白的曲,冠以“劇曲”之名。
北方雜劇和散曲,所用曲調都是北曲。這里的“北曲”,是指宋、元時北方戲曲、散曲所用各種曲調的總稱,同“南曲”相對而言。它大都淵源于唐宋大曲、宋詞和北方民間曲調,并吸收了金、元音樂,盛行于元代。它的用韻,以《中原音韻》為準,無入聲字;其聲調遒勁質仆,用弦樂器伴奏。從音樂上說,后人又把元雜劇,也稱之為“北曲”。
與北曲相對的是“南曲”。它是宋、元時南方戲曲、散曲所用各種曲調的總稱。大都來源于唐宋大曲、宋詞和南方民間曲調,盛行于元、明。它用韻以南方(今浙江一帶)語音為標準,聲調柔緩婉轉,以簫、笛伴奏。從這個角度說,人們把南戲,也叫做“南曲”。
元散曲的基本形式,是小令和套數。“小令”,也叫“葉兒”,因它是一支支獨立的只曲。它短小精悍,句子短長不齊,有一定腔格,相當于一首單調的詞,是散曲的基本單位。小令中還包括“帶過曲”。所說“帶過曲”,(也稱“合調”)是由同宮調中經常聯唱的兩支曲調聯結而成,(最多只能用三調),因為一曲寫畢而意猶未盡,再以它曲續(xù)之。實際上,它是小令的變體。小令還有兩種體制:一是集曲,即摘取各調零碎句子綴合而成;一是摘調,是將整曲中比較精彩的一、二個調,摘而出之為小令作品。
套數,又叫散套、套曲或大令。它的結構比較復雜,是由兩支以上的同宮調的只曲聯綴而成的組曲。各套曲子的聯綴有一定的順序。一般用一、二支小曲開端,用“煞調”、“尾聲”結束。中間選用的調數可多可少,短者只有三、四調,長者卻有二、三十調之多。散曲,也有另體,叫“同調重頭”,或者“異體間列”。
套曲的組成有三個特點:①由同一宮調的曲牌多支,連合而成為一個整體;②全套各調,務必同韻;③每套有尾聲,以表示首尾完整和全套音樂的完結。
散曲同詞比較,有那些不同特點?
王力曾給詞下過定義:“詞是一種律化的長短句的、固定字數的詩。”在這方面,散曲(包括劇曲)與詞是相仿的。它是在中國詩史發(fā)展上一個重要階段中出現的一種新體詩歌,也是把自由體同格律體兩種詩歌形式結合起來,達到“雅俗共賞”境界的新韻文,標志著詩歌形式上的一次解放。
但散曲具有自己不同的特色,主要是:
一、格律上特點
①句型——曲與詞都屬長短句型,但曲更為參差,其中短句只有一字或二字,長句可達二三十字。不過,散曲的本性仍是樂句,并非自由詩。
②韻調——曲的用韻比詞的韻腳加密,幾乎句句押韻,且又平仄通押,而詞卻不可;曲還可以重韻,允許出現拗句,而詩詞卻是大忌重韻的。
③定格——詩詞均有定字、定句的要求,不允許有增損,而曲則可增加襯字,在正字本身,也可有字句的增減。
④對仗——在曲中出現了比詞更多的對偶句式。如:合璧對、鼎足對、隔句對、連璧對、聯珠對和疊對等等。
二、語言風格之不同
①語言民俗化,這在古典詩詞中原是犯忌的,但散曲卻繼承了諸宮調、賺詞、話本等說唱文學的通俗化傳統,大量使用口語(經過提煉),甚至把“多用口語、善用口語”,作為評價標準之一。
②在風格上,詩詞貴含蓄、曲折,而散曲貴直言、顯語,言淺而意深。這里有個重要因素是由于賦、比、興這個表達藝術運用的不同所致。詩是賦、比、興兼用的,詞則比興多于賦,而曲的賦與比多于興。這正是“比顯而興隱,賦直而興曲”之故。
(二)
一、散曲的興起,也同其他文學樣式一樣,有自己的產生和成長過程。它同詞相仿,最早也是起于民間。北宋后期(熙寧、元祐年間),諸宮調的產生,是散曲的萌芽時代;以后“胡樂番曲”與詞譜融合,則是散曲的成長時期;到了金代,曲的格律日趨嚴整,小令、套曲都已相當成熟,并正式登上了文壇。元初,關、王、白、馬諸大曲家相繼出現,散曲即進入繁盛時期,并逐步取代了傳統詩詞的統治地位,成為元代韻文史上的主流。據隋樹森《全元散曲》輯錄,元代散曲作品,有姓名可考的作家220余人,作品有小令3850多首,套曲450余套,實際數量大大超過此數。
元散曲的演變,有類于宋詞:開始,專用于演唱;爾后,文人作品大量出現,于是,內容上漸失民間本色;最后,終于走上了與樂曲相背離的道路,成為一種脫離樂曲而獨立的特殊的詩歌體裁。
二、散曲之所以在元代興盛起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條:
第一,由于宋詞的僵化和衰微。詞從原來流傳于歌女伶工之口的通俗文學,逐步變成雅言麗文的文人雅士的專利品。至南宋后期,填詞竟成了一種專門學問,非精于詞學的文人也難于染指了。于是,詞逐漸僵化、老化、乃至衰落。然而,民間歌曲仍在演進著,隨著樂師的正譜,文人的修辭,新的曲調又日益繁富,新興的散曲于是應運而生。
第二、外族音樂的影響與催化。北宋末,金人入主中原,繼之蒙古南下,他們都帶來“胡樂番曲”,廣為傳播,外來新曲與舊詞不能合演,外來樂器節(jié)拍各異,聲調也不同,舊調當然難于合奏。這就催化了新聲、新詞的產生,一種與之相適應的新聲、新體——散曲,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
第三、語言發(fā)展的促進。這也是元散曲興起的一個重要因素。它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文學通俗化方向的追求;一是,新語言體系形成的需要。唐宋以來,社會生活日益繁復,新詞匯不斷涌現,雙音詞和多音詞大大增加,文學通俗化趨向日見明顯(如唐變文、俗賦、宋話本和說唱等),而宋詞卻背道而馳,一味朝著典雅化方向發(fā)展,兩者矛盾越來越大。那種通俗要求的新體制散曲,就在這種條件下誕生了。
另外,漢語語言發(fā)展的必然產物。曾經為遼、金、元三代國都的大都(今北京),在三百多年間已成為國家政治文化中心,京都地區(qū)的語言,逐漸與兩河、山東地區(qū)語言融洽,形成了一種新的語言體系——漢語語音發(fā)展進入了近代語音階段。這種新語系,特別“人派三聲”的變化,同古音的“四聲”有了很大差異。這也不能不使作為語言藝術的歌詞和與之相應的樂曲發(fā)生變化。
(三)
一、散曲的思想內容
元代散曲以明快語言、爽朗風格、豐富內涵,顯示了作品的濃烈人民性和作者的真情實感。它包括了各種題材的作品,表現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揭露元蒙統治下的社會黑暗的;有抵制舊社會、舊制度下種種爭名奪利的丑惡現實的;也有反映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涯和各種不幸遭遇的;又有蔑視權貴,贊美隱逸和自甘淡泊的;還有懷古傷今,對故朝抱有黍離之悲的,以及表現種種情愛的作品。
二、散曲在藝術上,也有若干鮮明的特色。主要是:
①首先是題材上的空前廣泛,反映了社會各階層的“世相”;②在語言風格上具有濃厚民間色彩和口語化、通俗化,往往帶有“俗謠俚曲”的本色;但在后期它的語言風格有了變異,朝著典雅化趨向發(fā)展;③在聲調音韻上,由單一性向綜合性演進,這是由于元代社會各個民族共居雜處,各種曲調聲腔互滲交融所產生的必然結果;④散曲作家成分龐雜,有文人學士,有伶工藝人,還有達官顯貴和少數民族作者。因此,風格各異,流派紛呈,蔚為大觀。
(四)
元代散曲,自金代產生至元末,經過一百三五十年的發(fā)展,涌現了大批作家,創(chuàng)作了大量作品。
元散曲的發(fā)展經歷,大體有前后兩個發(fā)展時期:前期從金末至元武宗即位前,約歷74年;后期從至大元年至元末共61年。這是自蒙古國滅金至統一全國后的元朝末年所經歷的時間,共計135年。如按照通常說法,元代歷史自忽必烈統一全國后至明代前,只有98年的“國祚”。這里,為了更好反映散曲發(fā)展的實際狀況,就權用上述的分期法。
一、前期主要作家、作品
這個時期以大都為中心,是散曲的興盛時期。這時期作家眾多,既有達官顯貴,雅士墨客,也有教坊藝人等等。他們的作品,一個共同特色是,大量使用民間語言,樸實剛健,雅俗共賞,標志著元散曲的成熟。他們是散曲家,往往又是雜劇作家。其中影響大的有——
關漢卿:其名不詳,以字行世,號已齋叟,大都人。
他是前期的重要作家,是元曲的真正代表者,成就最高,具有域外影響。他與馬致遠、王實甫、白樸并稱為“元散曲四大家”。他的生活類似宋代著名詞人柳永。他的主要代表作套曲[南呂·一枝花]《不伏老》,正是作者生活經歷的寫照。現存作品有小令57首、套曲14套,主要保存在《陽春白雪》、《太平樂府》中。散曲成就雖遜于雜劇,但仍有獨到之處。
馬致遠:字千里,號東籬,大都人。
他的作品對元代散曲的發(fā)展貢獻最大。散曲在他手里擴大了題材領域,提高了藝術境界,“堂廡始大,體制始尊。”有人認為他,有如李杜之于唐詩,蘇辛之于宋詞,是當時領袖群英的大曲家,被稱為元散曲“四大家”之一。這四大家是: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和白樸。后人輯本《東籬樂府》為他保存了小令104首,套曲17套,是前期作家傳世作品最多的一位。他的主要代表有:小令[越調·天凈沙]《秋思》、套曲[雙調·夜行船]《秋思》等。
白樸:初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樸,字太素,號蘭谷,原為隩州人,后移居河北真定。
他七歲時,正值金國滅亡,“倉皇失母”,飽經喪亂,幸得通家父執(zhí)、詩人元好間帶他逃亡山東。入元后,白樸不愿為官,放浪形骸;元滅宋后,則遷家金陵,放情山水,以詩酒為樂。他工于雜劇,也擅散曲,并善填詞,詞風近宋詞豪放派,而曲風卻偏于典雅,以清麗見長。他的作品收入《天籟集》,有小令36首、套曲4套。其代表作是套曲[仙宮·點絳唇]《金鳳釵兮》和小令[越調·天凈沙]《春》等。
張養(yǎng)浩:字希孟,號云莊,山東歷城人。
他自幼聰敏好學,官至禮部尚書、監(jiān)察御史等職,直言善諫,后因上疏諫元夕放燈得罪辭官,隱居鄉(xiāng)里。不久召回,因救災勞瘁,卒于任所。他的作品收入《云莊休居自適小樂府》,是元代有別集流傳的少數散曲作家之一。他的主要代表作有小令[中呂·山坡羊]《潼關懷古》和套曲[一枝花]《詠春雨》等。
在前期作家中,值得注意的還有:最初染指散曲的名公貴人楊果、劉秉忠,及以后的盧摯、王和卿、姚燧、馮子振和教坊藝人珠廉秀等人。
二、后期主要作家、作品
這個時期以臨安為活動中心。其創(chuàng)作的總趨勢是由前期的疏放豪宕走向典雅工麗,講究格律辭藻,逐漸失去前期那種接觸社會、質樸自然的特色。專業(yè)散曲作家占據曲壇主位。其中張可久與喬吉兩位最具代表性,向有“曲中雙璧”之稱。
張可久:字小山,浙江慶元(今寧波)人。
他仕途不順,但生平足跡遍及湘、贛、蘇、皖、閩、浙各省區(qū),晚年居杭州。他專寫散曲,不作雜劇,有《今樂府》等四個散曲集子。后世的《全元散曲》收羅最全,錄其小令855首、套曲9套。元人散曲之富,無有過者。他在當時已負盛名,明清以來也一直受人推重。其代表作有小令[紅繡鞋]《天臺瀑布》和套曲[一枝花]《湖上晚歸》等,它是清麗派代表作。
喬吉:字夢符,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祖籍山西,流寓杭州。
他博學多才,除了著雜劇十一種之外,又大量寫作散曲。元明間曾為其輯有《惺惺道人樂府》、《喬夢符小令》等三種。《全元散曲》收其小令209首,套曲11套。是一位僅次于張可久的多產作家。代表作有小令[雙調·水仙子]《尋梅》和[雙調·折桂令]《荊溪即事》等。
睢景臣:字景賢,或嘉賢,一作舜臣,揚州人。
他自幼勤勉好學,酷嗜音律,寫過三個雜劇,均已不傳。他的散曲作品今存者也不多,只有三個套曲和四個斷句。后人輯有《睢景臣詞》。最受人鐘愛的作品就是套曲[般涉調·哨遍]《高祖還鄉(xiāng)》。
在后期曲壇上活動較多的還有既寫散曲,又善詩文和書法、出身將門之后的貫云石;又有與他齊名的散曲家徐再思和可能是位落魂文人的劉時中等。他們均有佳作傳世。
元代散曲的曲調,一般以北曲為主,兼采南曲,且兩曲涇渭分明,從不摻和。但到元代散曲后期,不少作家吸收南戲音樂入曲。于是,就出現了“南北合套”現象,從而使元曲向明曲過渡,導致出現了以南曲為主的明代散曲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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