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兩漢文·晁錯·論貴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①，湯有七年之旱^②，而國亡捐瘠者^③，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④湯、禹，加以亡天災數(shù)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⑤，不地著則離鄉(xiāng)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⑥;饑之于食，不待甘旨^⑦;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⑧，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⑨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⑩，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xiāng)，盜賊有所勸^⑪，亡逃者得輕資也^⑫。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shù)石之重，中人弗勝^⑬，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⑭ 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⑮。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yǎng)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⑰ 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⑱，日游都市，乘上之急^⑲，所賣必倍^⑳。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㉑ 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㉒;千里游敖^㉓，冠蓋相望^㉔，乘堅策肥^㉕，履絲曳縞^㉖。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㉗。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㉙。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馀，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 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㉚。今令： “民有車騎馬一匹者^㉛，復卒三人^㉜?！避囼T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 “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币允怯^之，粟者，王者大用^㉝，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㉞ 以上，乃復一人耳^㉟，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㊱。爵者，上之所擅^㊲，出于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① “故堯、禹”句： 《尚書·堯典》、《史記·夏本紀》俱載堯時洪水滔天事。據(jù)載，堯用鯀治水，九年而不成，繼由禹治理，故以堯、禹并稱。② “湯有”句： 據(jù)《說苑·君道》：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爛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③ 亡(wú 無)： 通“無”，下同。捐： 遺棄。瘠(zì 字)： 通“胔(zī 資)”，未腐爛的尸體。④ 不避： 不讓，不次于。⑤ 地著(zhuó 濁)： 即土著，指定居在一地。⑥ 輕暖： 指以裘皮或絲綿制作的衣服。⑦ 甘旨： 指精美的食物。⑧ 務民于農桑： 使百姓盡力于種田和養(yǎng)蠶。⑨ 上： 指人君。⑩ 臧： 通“藏”。⑪ 勸： 鼓勵。⑫ 亡逃： 因犯法而逃亡。輕資： 帶著輕便的東西。⑬ 中人弗勝： 中等體力的人不能勝任，指拿不動。⑭ 服役： 從事于官府的勞役。⑮ 石： 即“斛”。據(jù)《漢書·律歷志》載，漢代量器“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⑯ “當具”三句： 謂該當交納賦稅時，有糧的人不得不以半價賤賣，無糧的人不得不以加倍的利息以求借貸，買糧以應征。⑰ 責： 通“債”。⑱ 操其奇贏： 牟取暴利。⑲ 乘上之急： 趁君主迫切需要之時。⑳ 所賣必倍： 所賣出的價錢必定成倍提高。㉑ 仟伯：同“阡陌”，田間道路，此指土地。㉒ 傾： 壓倒，凌駕于其上。㉓ 敖： 通“遨”。㉔ 冠蓋相望： 指商人一路上前后不絕。冠蓋，原指仕宦者的官服和車蓋，此處指商人。㉕ 乘堅： 乘坐堅固的車輛。策肥： 騎著肥壯的馬。㉖ 履絲： 穿著絲織的鞋。曳縞： 拖著精細的絲織白絹衣服，古代衣裾長而拖地，故云。㉗ “故俗之所貴”四句： 謂一般人所尊敬的，正是國君所輕賤的商人，而官吏所鄙視的，卻是法律所尊重的農民。㉘ 募： 號令。入粟縣官： 將糧食繳納給國家。漢以“縣官”作為皇帝的代稱，通指政府。㉙ 渫(xiè 謝)： 分散。㉚ 勸農功： 鼓勵人從事農業(yè)生產。㉛ 今令： 現(xiàn)行法令。車騎馬： 能駕戰(zhàn)車的馬。㉜ 復卒三人：免除三個人的兵役。㉝ 王者大用：治理天下最為需要之物。㉞ 五大夫： 爵號，漢代侯以下分二十級，五大夫為第九等。㉟ 乃復一人： 才免除一人的兵役。㊱ 騎馬之功： 指出車騎之功。㊲ 擅： 專有。

《論貴粟疏》是晁錯上給漢文帝的奏疏，也是西漢著名的政論文。

秦末農民大起義推翻了暴虐的秦朝，但繼之以長達五年的楚漢戰(zhàn)爭，使農業(yè)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農民或死于戰(zhàn)亂，或流離他鄉(xiāng)。面對著民生凋敝的局面，漢高祖劉邦采取了罷兵歸家、予以田宅、招納流亡、抑制商人、輕徭薄賦的政策，使農業(yè)生產得以逐漸恢復。此后，惠帝、呂后亦承襲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農業(yè)繼續(xù)發(fā)展，人民衣食漸得滋殖。文帝劉恒即位后，仍奉行“與民休息”的方針，重視農桑，他曾下詔令全免田租，使自耕農得以迅速發(fā)展。但是，文帝長期實行減免田租賦稅的政策，得益更多的是地主;與此同時，放松了山澤之禁，促進了商品流通，商人勢力迅速加強。農業(yè)發(fā)展使糧價驟降，商業(yè)興盛更令谷賤傷農，農民遭受侵蝕兼并之害，被迫賣田鬻子，相繼破產流亡。

一方面是農業(yè)生產受到威脅，階級矛盾漸趨激化，另一方面則是民族矛盾也很尖銳。自古以來，北方游牧民族就頻繁地南侵搔擾，秦漢時期更成為主要邊患。秦始皇以構筑長城御敵，漢高祖轉以“和親”及開放關市來緩和侵擾。漢文帝沿用祖法，和親之外，另厚加饋贈，但匈奴仍不斷入塞侵犯，劫掠人畜，毀壞禾稼，甚至游騎逼近長安，直接威脅到首都的安全。

面對這樣的形勢，晁錯深感殷鑒未遠，憂心如焚，遂從“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漢書·晁錯傳》)的戰(zhàn)略思想出發(fā)，繼賈誼上《論積貯疏》后，再向文帝上疏。班固在《漢書》中將此疏分為兩部分： “守邊備塞”部分編入晁錯本傳，“勸農力本”部分載入《漢書·食貨志》，后人將《食貨志》中的這一部分抽出，加上《論貴粟疏》的題目。盡管一疏二分，割裂了晁錯的整體見解，但仍可見“貴粟”與“守邊”的必然聯(lián)系，仍可見他對現(xiàn)實政治、經濟、軍事問題的真知灼見。

作為奏疏，既要充分陳述政見，又要考慮在指摘時弊同時不要冒犯皇帝，使皇帝能采納意見。晁錯從尊古意識出發(fā)，以古代的圣王業(yè)績比照現(xiàn)實，正面提出重農貴粟之道。他指出，“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而“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shù)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原因何在呢?除“地有遺利”未盡其用外，更在于“民有馀力”，“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晁錯就“民貧，則奸邪生”作了邏輯嚴密的深入發(fā)掘，論述了不重農就不能保民的道理，從重農出發(fā)，正面提出“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的政策、方針。

在將歷史與現(xiàn)實相對照，得出“貴粟”的結論，并闡述保民之理，正面提出重農的政策后，晁錯又具體分析了“趨利”是民不歸農的原因。尤其值得稱道的是： 晁錯的所見所論并不是我國固有的重農思想的泛泛之談，而是具有極強的針對性。據(jù)載，農業(yè)發(fā)展使糧價大跌，文帝初年每石粟“至十馀錢”(《史記·律書》)，商人競相囤積居奇;與此同時，賤五谷而貴金玉成為時尚，危及“以食為天”的根本。漢高祖奉行“重租稅以困辱”商人(《史記·平準書》)的政策，而現(xiàn)今的社會卻是：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晁錯認為，由于商業(yè)發(fā)展帶來了本末倒置的新問題，欲使國富法立，“方今之世，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并用“剝筍法”層層深入地指出： “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痹谧プ×恕百F粟”的關鍵后，他又提出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具體措施。在晁錯看來，這是“損有馀、補不足，令出而民利”的好事： 商人以囤積之粟輸之國而受“出于口而亡窮”之爵，致使國庫充足，粟賤傷農的情況可得以緩和，貧民的賦稅亦可減少。由于“貴粟”的刺激，又必然使農民樂于耕種，以入粟于邊使塞下足糧，這樣，就能鞏固國防，有效阻止匈奴南侵。

總之，貴粟使民務農，入粟以抑商固本，這對緩和階級矛盾、改善農民處境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同時，入粟于邊則可解決邊防戍卒的糧食供給及運輸耗費問題。由于“貴粟”與政治、經濟、邊防等國計民生大事相關，此疏得到漢文帝的重視，并采納了以粟買爵的建議?！墩撡F粟疏》對于解決當時的糧食問題，促進農業(yè)生產發(fā)展，鞏固政權，并造就著名的“文景之治”，確實起過較大的作用。

晁錯上疏的目的雖是為了鞏固封建統(tǒng)治，但仍然難掩其關懷農民疾苦的真誠態(tài)度。他真實描繪了農民所受的徭役、耕種之苦，水旱、暴政之虐，以及賣田宅、鬻子孫償債的慘狀，并以商賈不事耕織，卻獲利豐厚、衣錦食肉、乘堅策肥、權傾官吏的情況相對照。即使他以維護封建王朝的利益為根本，但這種正視現(xiàn)實的精神和關懷民瘼的態(tài)度，也不能不是作者改革政治的重要動因。

當然，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作者以“貴粟”為核心的一整套辦法，終究難以成為一蹴而就，使國家、商人、農民三方得益的“永動機”?！案蝗擞芯?，農民有錢，粟有所渫”的一舉三得無法均衡實現(xiàn)，粟渫塞下不難，富人有爵甚易，但農民有錢只能是空話。如果說“入粟拜爵”是為了實現(xiàn)充實國庫的目的，那么實施這一辦法的結果非但未能抑制商人，反而導致了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這也是晁錯所始料未及的。以“貴粟”勸農力本、加強邊備這兩大目標可暫時達到，階級矛盾可得緩和，卻無法消除。號稱“智囊”的晁錯開示的“醫(yī)國”藥方，未能治好封建王朝的痼疾，卻釀成了自身的悲劇，他終于因建議“削藩”遭“清君側”而被誅。這實在足可使人掩卷浩嘆!

晁錯是政治家，他指斥時弊，直抒政見，本無意為文，然而《論貴粟疏》仍有較高的藝術性。首先，作為政論文，它具有立論精辟、論述嚴密的特點。文中一開始，就以“為開其資財之道”立論，然后承此論點，將“今世”對照禹湯之世，指出現(xiàn)在“畜積未及”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農”，繼而論述不農之害和重農保民之理，再轉入明君應貴粟賤金之論?！伴_資財之道”有本末之辨，文章轉而論述事“本”之農與事“末”之商，比較二者的苦樂，使重農抑商之意自顯，在貌似旁涉之際加深了對“開資財之道”的理解。文章最后作了使民務農、務農在貴粟、貴粟在以粟為賞罰的論述，與“開資財之道”一意相承，論述層層深入，具體而又嚴密。結構也于嚴整中寓變化，不流于沉滯平板。其次，《論貴粟疏》為增強其論辯、說服力量，不是平實地就事論事，而是善作古今比況，綜言利弊得失，在正反相較中顯得有血有肉，文章風格流暢矯健。文中在古今相較之后，指出不農而導致畜積未及，然后通過先逆寫、再順寫不農之害，論以重農保民，尤其是農民與商人的形象對比，更見重農抑商的重要。文中用珠玉金銀與粟米布帛的對照，以明“貴五谷而賤金玉”之理，用農夫與商人的對照，以明貴賤逆轉之理，都寫得生動透辟。再次，文章使用了排比手法，且排比與對照、反襯結合，語言雖樸實無華，卻不乏激切深刻的感情和汪洋恣肆的氣勢，這一特點在寫農商對照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