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山居斗雞記

袁宏道

余向在山居，南鄰一姓金氏，隱于掾⁽¹⁾，愛畜美雞。一姓蔣氏，隱于商，從燕地歸，得一巨雞。燕地種原巨，而此巨特甚。足高尺許，粗毛厲嘴，行遲遲有野鸛狀⁽²⁾，婆娑可人⁽³⁾。群雞見之，輒避去。獨掾家一雞，縱步飲啄如常，玉羽金冠，娟然更又可人。然其體狀，較之巨雞，止可五之一。巨雞遇之，侮其小，隨意加啅⁽⁴⁾。美雞體狀雖小，氣不肯下，便躍然起斗。巨雞張翅雄視，時欲即下;美雞惟凝意抵防⁽⁵⁾，不敢輕發。于是各張武勇，且前且后，兩兩相持，每費余刻⁽⁶⁾。巨雞或逞雄一下，美雞自分不能當⁽⁷⁾，即乘來勢，從匿巨雞跨下，避其沖甚巧。巨雞一時不知美雞置身何所，美雞從巨雞尾后騰起，乘其不意，亦得一加于巨雞⁽⁸⁾。巨雞才一受毒⁽⁹⁾，便怒張撲來，美雞巧不及避⁽¹⁰⁾，乃大受荼毒。

余自初觀斗至此，大抵見美雞或得一捷，則大生歡喜，且睜睜盼美雞或再捷而卒不可得。而亦終不想及為之所⁽¹¹⁾，美雞將不堪⁽¹²⁾。

余正在煩惱間，有童子從東來，停足凝眸。既而抱不平，乃手搏巨雞，容美雞恣意數啅，復大揮巨雞幾掌。巨雞失勢遁去，美雞乘勢躡其后，直抵其家。須臾⁽¹³⁾，巨雞復還追美雞至斗所，童子仍前如是，如是再四。適兩書生過，見童子諄諄用意為此⁽¹⁴⁾，乃笑曰： “我未見人而乃與畜類相搏以為事也。”童子曰： “較之讀書帶烏紗帽⁽¹⁵⁾，與豪家橫族共搏小民⁽¹⁶⁾，不猶愈耶?”兩書生愧出。

余久病，未嘗出里許⁽¹⁷⁾，世間鋤強扶弱豪行快舉，了不得見⁽¹⁸⁾;見此以為奇，逢人便說。說而人笑，余亦笑;人不笑，余亦笑。說而笑，笑而跳，竟以此了一日也。

〔注釋〕(1)掾： 官府的屬員。舊時恭維官職低微而心志清高的人為“吏隱”，意謂雖居官位而與隱者相似。“隱于掾”即 “吏隱”之意。下文“隱于商”用法相同。(2)鸛： 鳥類的一屬。大型涉禽，形似鶴鷺。(3)婆娑可人：盤旋、徘徊的樣子，令人愛看。(4)啅： 同“啄”。(5)凝意：意志專注集中。(6)刻： 此處為計時單位。古代分一晝夜為一 百刻。余刻： 一刻有余。(7)自分(fen )： 自己料想。(8)一加于……：施以一擊。(9)毒： 害。下文“荼毒”，意為殘害。(10)巧：碰巧，恰巧。(11)所：處所。為之所：為之安排蔽身之所。按： 此句坊間諸本均如此，語氣似未安。(12)不堪： 受不了。(13)須臾： 片刻。(14)諄諄：在這里意謂反復不倦。(15)烏紗帽：古代官服，后即以戴烏紗帽喻做官。(16)豪家橫(heng)族; 仗勢橫行的豪門大族。(17)里許：居住的地方。(18)了：完全。下文“了一日”之“了”，則為結束、了結之意。

〔鑒賞〕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生動、逼真的斗雞圖。

怎樣才能夠把雞的相斗，寫得生動、逼真，引人注目呢?作者采用的是對比的方法： 無論是雞的形體、姿態和氣勢，還是雞的相持和搏斗，都一一對照著來寫，從而收到了神情逼肖、引人入勝的效果。

先看雞的形體： 一只是從北方帶到南方來的 “巨雞”，“足高尺許，粗毛厲嘴”;另一只呢，大約是本地產吧，“其體狀，較之巨雞，止可五之一”，要小得多。次看兩者的姿態： “巨雞”是“行遲遲有野鸛狀，婆娑可人”; 另一只則是“玉羽金冠，娟然更又可人”——一個雄偉，另一個秀麗。再看兩者的氣勢： “巨雞”所到之處，“群雞見之，輒避去”，簡直是不可一世的霸主;而那小得多的“美雞”卻偏偏“縱步飲啄如常”，我行我素，毫不在乎。這對照是多么鮮明，有趣：作者筆墨簡練，而又層次井然，使我們覺察到作者的觀察很周密，筆法又很細膩。同時，這樣地對照寫來，也為雙方搏斗作了鋪墊，為下文蓄足了勢。

接著，寫雞的對峙和相持，寫雞的搏擊，也都是用的對照的方法。“巨雞”的“張翅雄視，時欲即下”，“美雞”的“凝意抵防，不敢輕發” (有本作“重發”，恐誤); “巨雞”的“逞雄一下”，“怒張撲來”，“美雞”的“從匿巨雞跨下”，又從“尾后騰起”反擊; 以及后來的“巨雞失勢遁去”和“美雞乘勢躡其后”……這一連串的動作，都是兩兩映照著寫來，于是更顯得活潑潑，如在眼前。寫一種動物，寫動物的動態，而且是兩個不同 “性格”的動物的動態，勾畫得這么活，這么細，在此之前的散文中，是很少見的。這是這篇文章作者的一大成功。

到這里為止，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篇紀實性的散文。然而實際上它不止是一篇紀實性散文，同時還是一篇寓言式的作品，因為它具有寓言作品的特征： 它有一個以人或某種生物為主人公，寓有勸戒或諷刺意味的故事。

中國的寓言傳統源遠流長。先秦諸子的散文經常運用寓言作說理的例證，《莊子》、《韓非子》里都包含著豐富的寓言材料。這個傳統被歷代文人繼承下來，象柳宗元的《三戒》，以及宋代蘇軾的包含有寓言因素的《日喻》等文，都是人所熟讀的佳作。這一樣式到了明代更有了發展，明初劉基的《郁離子》，便是一部用歷史寓言故事來針砭當世的作品。這篇《山居斗雞記》也是這樣的寓言故事。只是因為作者把故事中的場景描寫得特別生動、逼真，仿佛得自目睹，這才使我們以為不是在讀寓言故事，而是在讀一篇紀實性散文。

從寫動物的紀實性散文通向寓言的途徑是什么呢? 是作者把筆下的動物人格化了： 使動物具有了人的品格。在我們眼里，這已經不是兩只雞在搏斗了，而是一方面 “豪家橫族”在倚勢欺壓“小民” ( “巨雞”的 “隨意加啅”)，一方面是“小民”(“群雞” ) “大受荼毒”，避之唯恐不及;但也有不懼豪強，“氣不肯下，便躍然起斗” ，而且屢蹶屢起，雖敗不餒的勇士，如“美雞”之斗“巨雞” ： 這不分明是一幅當時社會階級搏斗的寫照嗎?那時已是明王朝臨近滅亡的前夜，政治上烏煙瘴氣，廠衛橫行，貴戚、近侍、豪強結黨逞威，欺凌百姓。民不堪命，于是揭竿而起，進行反抗。在此文產生后約三十年，李自成的義軍即推翻了皇帝的寶座——“美雞”們憑借自身的力量，終于斗敗了 “巨雞”。

使這篇散文更明顯地趨向寓言形式的，是文章后半部分那位“童子”的出現，以及“童子”與 “兩書生”之間的辯難。在這里，作品的主題，作者的意圖，表達得極其顯豁。“兩書生”說： “我未見人而乃與畜類相搏以為事也。”他們嘲笑童子多事。他們看來似乎很清高，對于恃強凌弱一類的事視若無睹，卻認為 “童子”站在弱者一方的行為很可笑。然而童子反駁說： “較之讀書帶(戴)烏紗帽，與豪家橫族共搏小民，不猶愈耶? ”很明顯，這是作者在“抒憤懣”。童子的話反映了作者的觀點。作者有憾于 “世間鋤強扶弱豪行快舉，了不得見”，于是借助于日常生活中所見到的搏雞，寫出人間的不平事，并且幻想出一位童子來助弱抑強。作者從這里似乎得到了某種精神上的安慰，于是——“逢人便說。說而人笑，余亦笑; 人不笑，余亦笑。說而笑，笑而跳，竟以此了一日也。”作者的一腔牢騷，一身狂態，表現得很吸引人。

和前半部分對照的寫法相映襯，后半部分寫童子和兩書生，也是用的對比的方法。不過前半部分是外形的對比、神態的對比、動作的對比，而后半部分則是思想的對立和語言的針鋒相對罷了。

從我們現代人的觀點來看，作者筆下的“童子” ，只是一個不可能存在的虛幻的人物; “童子”的行為，不過是作者的“烏托邦”。“童子”說的話，以及作者最后的表白，都是贅筆，這么直白地寫出來，反而使作品淺露了，缺乏耐人咀嚼的意蘊。但是中國寓言作品的體例，往往要在寓言故事的后面發幾句議論以點明寓意，柳宗元的《三戒》便是如此。后來蒲松齡以鬼狐故事諷喻世情，也常常在末尾以 “異史氏曰”的口氣發一通議論。因此，這篇寓言故事這樣寫，也算不得是缺點。

末了，要談一下這篇文章的著作權問題。這篇《山居斗雞記》收在《袁中郎十集》的《狂言》集內，歷來被認為是袁宏道的作品;解放前后的某些選本，亦以此文為中郎所作。但是據袁宏道的弟弟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說： “先是家有刻不精，吳刻精而不備。近時刻者愈多，雜以《狂言》等贗書，唐突可恨。”那么，這篇《山居斗雞記》就不是袁中郎的文章，而是贗品了。1981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印《袁宏道集箋校》(全三冊)，“凡例”中說： “凡已確知為贗書，如《狂言》、《續狂言》者，不再收入。”因此未收此文。可見這篇文章的著作權是否屬于袁中郎，是很成問題的。不過袁中道的序文寫于明萬歷四十七年(1619)，那時《狂言》等已有刻書，可見這篇《山居斗雞記》是明代作品，文章的作者是明代萬歷年間的人，這總是沒有疑問的。

如果真是托名偽作，則大約作于1610年袁宏道歿后、1619年袁中道寫序以前這一時期。執筆者把這樣一篇尖銳潑辣、文采斐然的好文章的著作權獻給袁中郎，很可說明中郎的文風與之相近，可以說作偽亦有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