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多數說詩者認為，這首詩是王安石罷相后途經瓜洲時所作，抒寫急于還歸金陵故居的心情。然而，仔細研讀之后，終覺此說慊慊未盡愜當。瓜洲與鐘山既然只是數重山之隔，表明途程甚近，抵達故居在即，則何必還要有“明月何時照我還”的一問呢?根據詩中“春風”所示的季候，再檢核作者罷相回歸江寧的時間，更覺捍格難通，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曾兩次罷相：第一次是熙寧七年(1074)四月，但回到江寧時已是六月十五，見作者的《謝知江寧府表》;第二次是熙寧九年(1076)十月。兩次罷相回歸江寧的時間，一是夏天，一是秋冬之際，與這首詩的時令明顯不合。

依據詩意和作者的經歷，這首詩當作于熙寧八年(1075)二月，起復再度赴朝為相之時。熙寧初年，王安石執掌相權，在神宗支持下銳意改革，實施新法，但遇到重重困難。許多舊交好友紛紛成為反對者，無休止的爭論和攻訐，更使本來淡于名利的王安石感到十分厭倦。他多次請求解除機務，后終于獲準出知江寧府，也就是熙寧七年的第一次罷相。正當作者得遂所愿、游憩于鐘山林壑之時，朝廷內部矛盾更趨激烈。熙寧八年(1075)二月，神宗詔命王安石再次為相。他兩次上表辭免，未獲允準，只好勉強赴任。因為這次入京不是出于本意，對于離開鐘山居處也就充滿了無限眷戀之情。《江寧夾口二首》之一寫道：“鐘山咫尺被云埋，何況南樓與北齋。昨夜月明江上夢，逆隨潮水到秦淮。”詩人一步一回頭，顧望留戀，極為感人。《泊船瓜洲》一詩，進一步抒寫了這種感情。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從泊船的江北瓜洲往南看，一水相隔的對岸是京口(今江蘇鎮江市)，再向稍遠的西南方望去，重重的山影隱現于朦朧的暮色之中，鐘山故居就在那數重山影之外。就空間角度來說，瓜洲與江南的京口、鐘山之間，只是一水和數重山的間隔，望中可見，相距不遠，這是一層意思;然而，江北、江南，瓜洲、京口，它們中間畢竟有一水相間，而鐘山終究分隔于數重山之外，可望而不可即，雖近猶遠，這又是一層意思;如果是回歸金陵途中的泊船瓜洲，這一水重山的間隔只昭示著江南故鄉在望，鐘山居處指日可達，而今是離鄉北行，這雖有間隔卻仍可望及的江南將愈來愈遠，渺邈難見，這是更深一層的意思。兩句所寫的一水相間的京口，是眼前的實景;分隔于數重山外的鐘山故居，卻是虛想中的推測。在即將遠離江南故鄉的詩人眼中，近處的茫茫江水，隔江的“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寄親友》)的京口，更遠的連綿山影外的鐘山故居，都使詩人倍增戀鄉的情懷。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在上兩句的空間描寫的基礎上，這兩句著重從時間角度進一步深化。“春風又綠江南岸”句中的“綠”字，歷來傳為精心煉字的文壇佳話。洪邁《容齋續筆》卷八記載吳中士人家藏有這首詩的原稿：“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就字面而言，“到”、“過”、“入”、“滿”與“綠”字，在這里都是動詞性質，但前四字只是抽象的敘述，“綠”字卻是色彩鮮明的描繪。雖然前人詩中也常把春風、東風與“綠”聯系在一起描寫，如李白的“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江樓覺春好”(《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丘為的“春風何時至，已綠湖上山”(《題農父廬舍》)，白居易的“春岸綠時連夢澤”(《題岳陽樓》)等等，但都不如王安石的這一句膾炙人口。其所以如此，原因之一：作者本意在表述江南山水之美，“到”、“過”、“入”、“滿”等字，只敘寫了動態的過程，沒有形象，虛空不實，而“綠”字本為形容詞，此處用如動詞，兼有動、形的詞性特點，將春風的吹拂與色彩的蘸染結為一體。原因之二：這一句的“綠”字在全詩中具有承上啟下的樞紐作用，前二句只從一水重山寫出空間上的間隔，大筆勾畫出京口至金陵一帶的山水構架，這句的“江南岸”三字，是前二句的概括，也是畫題的點明。然因純用白描，未施點彩，重山情水意已初步展現，終覺缺少鮮明感，而“綠”字一加，畫面頓然改觀，煥發出奪目的光彩。原因之三：前二句所寫的京口、鐘山一帶山水，已足令人留連難舍，“春風又綠”，更何況是春意濃郁的江南!情感上更深進一層。這“綠”字中包含著春風送來的暖意，春風催醒的生意，春風成為綠色的風，吹拂之處，無不浸染上一層綠色，沿岸漫野，茸茸春草，叢叢春樹，春水深碧，春山浮青，綠色染遍了天涯。由“綠”字而萌發的暖意、生意，更加深了作者眷戀江南故鄉的情意。全詩前三句寫盡故鄉江南之美，自然逼出最后的“明月何時照我還”一句。瓜洲是江南到江北的暫泊之處，與京口、鐘山只是一水數重山之隔，但已顧望回盼，深有水間山隔之感;此次奉命回朝，瓜洲只算是起程，卻已觸動歸還之意，反襯出詩人對官場生活的厭倦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