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王安石《上杜學士言開河書》原文|注釋|賞析

王安石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

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于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茍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

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潴。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于水; 方夏歷旬不雨，則眾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

某為縣于此，幸歲大穰。以為宜乘人之有余，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潴，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余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愿欲哉!竊以為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

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措事之詳，尚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這是王安石慶歷七年 (1047) 任知縣時，寫給他的上司杜杞的一封信，是建議在鄞縣發動群眾興修水利、發展生產的事。杜杞字偉長，北宋金陵(今南京市)人，當時任兩浙轉運使(浙江地區行政長官)，學士是杜杞曾任的官稱。當時王安石任鄞縣(今寧波市)知縣。據清嘉慶九年金溪蔡上翔考略、同治七年新城楊希閔節錄的《王文公年譜》“戊子八年”下記載：“是年作……《上杜學士言開河書》、《上運使孫司諫書》。”“是時公年二十八，與上大夫言絕無忌諱，如此觀其上孫、杜二書，其為愛民惻怛之心，籌劃利害之明，老成謀國者弗如。宜乎!歐陽公薦公疏云：‘議論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據稱，王安石在未寫這一封信前，曾在鄞縣的十四個鄉，經過了十三天的調查研究。由此可見，王安石的寫作態度是多么認真，文章份量是多么的重。

書信的首段純屬禮節性的程式，說的多是客套話。作者先交代了時間之后，對受信者一連用了“謹”、“再拜”、“奉書”等敬詞，以及“運使”、“學士”、“閣下”等的尊稱，以示謙恭。接著，王安石自稱愚拙，學識短淺，不懂人情世故，在學士部下任職，得以隨侍左右觀摩學習。凡是見到有可以辦的事情，不敢潦草塞責，馬虎從事，以免辜負您這個“大君子”薦引的雅意。作為縣級的下官，這種態度是既謙虛，又得體的。這樣上下的名份一經擺正，隨即順理成章，說明這是他職責范圍內應該做的份內之事。

第二段是書信的主要內容。王安石開門見山，直接陳述鄞縣的地理特點，鄞縣橫跨角江，背負東海，水要流出去很容易，因此人們沒有洪澇的憂患。而深山低谷的水，流向四面八方，可以同川渠水溝互相貫通。隨即作者拿出他的調查所得，作為旁證。他說：據當地父老反映，五代時的吳越王錢镠執政時，這里駐有屯墾農田的官兵，每年疏浚河道，人們不必擔憂干旱，因而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可是營田制度的廢除，已過了六七十年，做官的因循茍且，無所作為，以致百姓不能自行組織起來致力修河，使原先的河道漸漸淤塞了，山谷的水，都流到海里去而沒有儲存。即使僥幸有雨，農田仍然缺水。如果到了夏季有十天不下雨，那么河流的干涸就立刻顯現。因此本縣的百姓，最怕的是旱災，而這里一鬧旱災，又每每連年不斷。這都是人力無法解決的事情，而不是什么天時不利的問題。作者以調查材料的事實說話，辯證地闡明了問題的癥結所在，特別是以“人定勝天”的哲理，去闡揚開河興修水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從而加強了文章的思想性。一個年輕縣官有這樣的科學態度是難得的。

在上述的前提下，第三段一開始，王安石就以第一人稱的身份，去說明身為百姓父母官的責任。他說，他在這里作知縣，幸得今年大豐收，認為應該趁農民有盈余的有利時機，利用農閑季節，大力發動群眾，治理河道，興修水利，儲水保水，以消除農田水利不足的禍患。毫無疑問，這種見解是十分現實的。也是富于建設性的。他力陳利弊，條分縷析，為水利計劃的實施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建議。為了爭取上級的從速批準，作者進一步提出： 這里無論是青壯年和老弱兒童，都曾多次因遭受旱災而提高了警覺，現在欣幸有了余力，知道要開河興修水利，沒有不愿意出力的。下面王安石用事落典，引用《商君書·更法》的“民不可以慮始，而可以樂成”以及《西門豹治鄴》中所說：“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這兩個故實，申述人民群眾即使對有大利的事情，還要強制他們去做，何況這個興修水利是他們自愿要干的呢! 因而事情是好辦的。在這里，作者稱農民群眾為“小人”，并引經據典認為領導上只能同群眾享受勞動成果，而不能同群眾一起首創議事。這是一般封建士大夫的階級偏見，王安石也沒有例外。但這是作者為了說服上級而發的議論，而不是蓄意對老百姓的辱稱。基于這一點，王安石鄭重對杜學士提出： 我個人考慮這件興修水利的大事，也是領導上樂于知道的吧! 這樣順筆一帶，作者的意圖便坦率地講出來了。從而顯示出文章足夠的透明度，使人心領神會，而不能不加以首肯。

末后一段，仍沿用第一人稱，承上接下，進一步贊頌上級的聰明才智，有辨別事物的能力，對天下的大事，也都研究了解得十分清楚： 對于興利除害的事，自是迫不及待要抓緊去辦好的。王安石對上級作出這樣的稱許，并不是過份的恭維之詞，而是就事論事，爭取上級洞察下情，支持興辦水利所需要說的話。他乘機說道： 象這樣開河的大事，正是人民的父母官所最關心的，因此我已經向州里作了報告，相信州里已轉呈給“執事”了。可是詳細的措施還沒有寫上去，所以現在具體地逐條列舉上報，但求領導上費點心思，如有什么不妥當的地方，請多加教誨而不要責怪。這樣，就是十分榮幸的了。作者娓娓道來，情深義切，理直氣壯，的確是一封感人肺腑的請示書信。這不僅反映了作者因勢利導，善于因時因地制宜的工作作風，而且顯示出作者關心民瘼、興利除害、振興實業的十分可貴的思想作風。正因為王安石出任地方官不久，就具備了這樣良好的工作作風和思想作風，一個28歲的縣官，就表現出“老成謀國”的氣度，所以贏得了“愛民惻怛之心，籌劃利害之明”的稱譽，從而很快得到了賢臣歐陽修的薦舉，逐步入主中樞，王安石夙志初償，更激勵了他的勇氣，使他在嘉祐五年 (1058) 大膽向北宋王朝呈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雖然由于歷史的原因，他的革新政治主張沒有被仁宗皇帝采納，但他并不灰心，潛心研究治國興邦的策略，不斷找尋時機，終于在十年之后得到神宗的賞識，遂拜為相，從而名正言順地實行了“熙寧新法”，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王安石變法”。雖然變法因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頑固保守勢力的聯合反對而失敗了，但王安石仍不失為一個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學家和有卓識遠見的政治家和社會改革家。因此，列寧稱贊王安石為“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是名副其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