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洵《上余青州書》原文|注釋|賞析

蘇洵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日：“三以為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為令尹也，楚人為之喜; 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為之怒。己不期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 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為之囂囂。嗟夫! 豈亦不足以見己大而人小邪? 脫然為棄于人，而不知棄之為悲; 紛然為取于人，而不知取之為樂。人自為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為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

昔者，明公之初自奮于南海之濱，而為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于中原而滂薄于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 及至中廢而為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余年，明公無求于人，而人亦無求于明公者。其后，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于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乂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為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于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余裕矣!

悲夫，世俗之人紛紛于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于逸樂，而習為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饑寒窮困之士，莫不顰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為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為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于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惟天下之習于富貴之榮而狃于貧賤之辱者，而后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于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

富貴之極，止于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為之名?豈天為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于卿、大夫，而下至于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為也，而亦自貴之。天下以為此四者，絕群離類，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名四者，其初蓋出于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于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為賢人，而有德者為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為君子者，一為世之所棄，則以為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于南海與夫今者之為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于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為明公之習于富貴之榮而狃于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

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于當世，因循不遇，遂至于老。然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 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為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不見。

伏惟加察，幸甚!

慶歷七年(1047)，38歲的蘇洵首次到汴京參加進士及茂才異等考試不中，返鄉后閉門不出，苦讀經史。嘉祐元年(1056)，蘇洵攜二子蘇軾、蘇轍二次入京，晉謁樞密使韓琦、翰林學士歐陽修等人。本文便是蘇洵在汴京期間寫給任青州知州的余靖的一封信。信中作者表達了自己對余靖那種超脫世俗，將富貴貧賤、榮辱進退等閑視之的君子之風的仰慕和稱頌，體現了作者對趨炎附勢、追求榮祿的庸俗小人的鄙視和棄絕，是一篇書信體的議論散文。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 (今廣東省韶關市) 人，進士出身，曾任贛縣尉、秘書丞，因幾次上書言事受到賞識，升至集賢校理。仁宗景祐三年(1036)，革新派代表人物范仲淹因上書抨擊時政，得罪了權相呂夷簡，遭貶饒州。當時滿朝文武畏懼呂的權勢，無人敢為范說話，獨余靖挺身而出，仗義直言，為范辯解，被貶為監筠州酒稅。余因此聲名大振。后余又屢次上書，提出嚴賞罰、節開支等建議，均被采納，又升至知制誥，曾奉旨三次出使契丹，緩解了當時邊境地區的緊張局勢。余靖精通契丹語，但因作番語詩遭劾，再度貶官，回鄉賦閑達十余年之久，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南蠻首領儂智高起兵反宋，陷邕州，又沿江而下，連克橫、貴、潯、龔、藤、梧、封、康、端九州，余靖復被起用，任安撫使，與大將狄青率兵征討，大獲全勝。官至工部尚書。其一生堅守道義，看重氣節，剛正不阿，升遷不以為喜，貶謫不以為怒，為宋代有名的賢士。

信文由稱贊楚國名卿令尹子文的品行開始。子文姓斗，名谷於菟，字子文。他曾先后三次被任命為相，但并不為此而自喜，又三次被罷免，亦不為之而怒，而是泰然處之，聽其自然，是位德高望眾的賢者。因此楚國人稱贊他的品行“三以為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蘇洵認為： 令尹子文并非厭惡功名富貴，而是深知這些東西并不是單憑主觀追求就能夠得到的，因此他能安然自得，并不因此產生情緒上的變化。而那些楚國人卻“為之囂囂”，道德品質的高下由此可鑒。

作者盛贊春秋時期的名賢，意在褒獎當朝的名卿，作者由余靖鼎盛之時說起：“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于中原而滂薄于戎狄之國，可謂盛矣!”一旦失勢，立刻一落千丈，淪為“海濱之匹夫”凡“十有余年”，然而余靖對此并不以為然，到南蠻作亂之時，余靖又挺身而出，受命于危難之時，而且不負眾望，率兵平定了騷亂。余靖并非汲汲追求富貴名祿，然而有了機遇，取得了成功，官爵、利祿自然就送上門來了。余公對晉升、退位之類的事可以算是想得很開的了，他的爵祿、地位的起伏變化不能說不大了，可是他卻能不以富貴為榮，不以貧賤為恥，以不變應萬變。蘇洵在這封信中高度評價了余靖的德行，特別是他對進退之事的豁達態度。

與余靖對待富貴榮祿的態度相比，那些凡夫俗子就大不相同了。蘇洵對那些汲汲于富貴，凄凄于貧賤的庸人俗子給予了有力的批判：那些仕途得意，功成名就的人只知道自己享樂，一見到貧困潦倒的人便皺著眉頭，惡心得直要嘔吐。而那些仕途不順，處境寒酸的人往往自輕自賤，見到達官貴人便張惶失措，不知怎么才好。作者在生動地刻畫了這些庸俗之輩的丑惡的面目之后尖銳地指出：這種人根本不懂得富貴貧賤的真正涵意，與這樣的人談論“輕富貴”、“安貧賤”的問題簡直是對牛彈琴。只有那些道德修養高深，對富貴帶來的榮耀和貧賤帶來的屈辱都同樣習以為常，安然處之的人，才能同他們探究如何對待榮辱貧富的問題，在蘇洵看來，余青州余靖便是這樣一位有著高深道德修養的賢人君子。

為深入闡發自己關于富貴貧賤的主張，蘇洵又將筆鋒轉向了人們的世俗偏見上。他指出：人間富貴之極，莫過于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也絕不是上天賜予的，而是由人們給命名的。天下的官吏，無非是公、卿、大夫、士四等，“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為也，而亦自貴之。天下以為此四者，絕群離類，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人們自己給他們命名，然后又把他們看成高貴非凡，無與倫比，這不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嗎?至于賢人、君子則不然，只能是“有才者為賢人，而有德者為君子”。在蘇洵看來，官爵與品德才能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位尊未必才高，地位卑賤未必德行低劣。而那些凡夫俗子則不這樣認為。在他們眼中，只有那些官高位顯的公卿士大夫才有資格成為君子、賢人。按照這種邏輯，誰在臺上受到重用，誰的品行、才能就卓越超群，一旦被上峰罷免了，也就成了品行低下的小人，所謂“今世之士得為君子者，一為世之所棄，則以為不若一命士之貴”也。其荒謬之處，毋庸贅述。為進一步說明自己的道理，作者又引余靖本人的親身經歷為證。余靖當年失勢之時，隱居南海達十年之久，如今又在青州任知州，可謂歷盡滄桑了。可是作為君子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不能說在南海閑居時不是君子，有了官爵，就成了君子。余靖一生幾起幾落，經歷了升降遷徙的變化，享盡了富貴帶來的榮華和貧賤帶來的屈辱。因此他能夠輕富貴，安貧賤。蘇洵同他討論富貴貧賤之得失可以暢所欲言，不必拐彎抹角，有所顧忌。

最后，作者向這位仰慕已久的名卿賢士表明了自己求見他的緣由。蘇洵說： 自己不過是“西蜀之匹夫，嘗有志于當世，因循不遇，遂至于老”。在他眼中，天下之士，不過五六人而已。這五六人中，他已大體見過了，唯余青州末見，常以此為憾。此次來京，適逢余靖來京上朝，機會難得，因此請求一見。蘇洵在寫給歐陽修的一封信中寫道：“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于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于當世之賢人君子。”(《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可見，蘇洵心目中的賢人君子，即指范仲淹，富弼、尹洙、歐陽修、余靖和蔡襄等人。當時范、尹已故。富弼又貴為天子之相，實難謁見。因此誠心求見，如此盛情，實難推卻。

蘇洵求見余靖，上書言志，亦有求薦之意。大凡有求于人之書，常免不了有奉承取悅的詞語。蘇洵雖對余靖亦有所求，但在信中卻絕無阿諛諂媚之辭，也毫無矯柔造作之筆，完全是自己真實感情的自然流露。文中雖然也有對余靖的溢美之辭，但都極有分寸，措辭得體。信中言辭委婉曲折，情致綿密，言真意切，不卑不亢，感情真摯、動人。

信的主要內容是作者表達自己對余靖輕富貴、安貧賤的君子之德的仰慕之情。作者并不在直接描寫余靖如何升遷不喜，貶斥不怒上花費過多的筆墨，而是運用多種手法，從不同的角度去表現余靖的精神風貌，高風亮節。首段講春秋賢士令尹子文“三以為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來襯托余青州不看重名利得失。二段以余靖本人宦海沉浮的經歷，正面表現余靖不以進退窮達為喜憂的博大胸襟。三段用凡夫俗子對待富貴、貧賤的庸俗態度，反襯出余靖的豁達大度和清高的人品。最后又以公卿大夫同賢人君子相比較，批判世俗的偏見，強調要以品行、才能來衡量人，而不能僅從爵位的高低來看人，概括了全文的主旨。文章條理明晰，議論透辟，精致細密，氣勢充沛，實為老蘇的一篇得力之作。后人對于此篇多有評騭，明楊慎說：“寫出有道者胸次，優游獨得，超然物表之致，令人擊節欣賞。”王陽明則說：“老泉行文多各自為片段，與東坡文體不同。此書獨一意到底，氣勢弘放，有一瀉千里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