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軾《續《朋黨論》》原文|注釋|賞析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征歟?禍莫大于權之移人，而君莫危于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子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而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僥幸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

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眾，盡其類則眾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余。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

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眾也。凡才智之士，銳于功名而嗜于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

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茍黜其首惡而貸其余，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 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 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也。

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奸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于善治矣。奸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奸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 牛、李之黨遍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禍也。奸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 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蘇軾《續<朋黨論>》作于何年不詳。根據文章的內容揣測，大約是他早期的作品。蘇軾中年以后，曾多次對自己少作的“科人習氣”深表不滿，而這篇文章廣引史事，逞才馳詞，雖有《孟子》、《戰國策》遺風，卻也不無脫離實際的書生空論之嫌。由于蘇軾這類論說文能夠兼顧邏輯性和可讀性，又有著雄奇奔放的氣勢和自然流暢的語言，藝術技巧較高，因此在封建社會中深得士子們的喜愛，成為他們學作試文的范本。從文章學的角度來看，還是值得借鑒的。

《續<朋黨論>》，顧名思義，乃是承歐陽修的《朋黨論》而作。宋仁宗慶歷三年 (1043)，范仲淹等推行以《答手詔條陳十事》為主要內容的新政，歐陽修也以知制誥的身份建議實行按察法，提出改革科舉考試的意見。這些改革措施遭到夏竦、王拱辰等舊官僚的反對。而“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跡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為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四八)。斯年，蘇軾8歲，人鄉校。到他成年之后，有感于老師歐陽修在辯析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時提出的進用君子之朋，黜退小人之朋以避免“亂亡其國”的觀點之難于實施，進一步提出了“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和“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也”的觀點，在立論上別開生面。

文章以歐陽修的話“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發端。用的是開門見山法，起筆破題。這樣寫的好處在簡潔明快，不生枝蔓。為了抒發“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的論點，先以權移人之禍和國有黨之危作鋪墊，旋即冒出權之所歸，君子安得不危，回扣上文，于流轉中顯出嚴謹的法度。以下又以君子事君和小人事君的不同方式、不同結果，詳細論證，揭示了“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的奧秘，這就使“爭則小人者必勝”的論點，無懈可擊了。文章又說：“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使“爭則小人者必勝”的論點愈加深化。再以引經援古的例證法詳細申說。其一為齊田氏，其二為魯季孫。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小注云：“田氏自景公以來、擅權用事。及簡公立，寵闞止使為政，欲盡逐田氏。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甲午，遂弒簡公。魯昭公伐季氏，平子請以五乘七，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眾，眾將合謀。’弗聽。后三家共伐公，公遂奔齊，卒于乾侯，乃立定公。定公卒，乃立哀公，哀公患三家，將欲因諸侯以劫之。后三家攻公，公遂奔衛，復如鄒越，卒于有山氏。并見左傳及史記世家。”蘇軾用春秋齊魯兩國的士大夫結黨亂政的故實，證明小人之黨難除，是十分貼切的。接下來，又以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證明君子之黨易盡，和小人之黨難除形成對比，一反一正，前后呼應，論征周密完整。“凡才智之士，銳于功名而嗜于進取者，隨所用耳。”文章到此意轉。蘇軾抓住孔子的“有仁德的人實行仁德便心安，不實行仁德心便不安;聰明人認識到仁德對他長遠而巨大的利益，他便實行仁德(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機敏地展開論述。冉有、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在作者眼中都是為功利觀念所支配的“智者”，而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二十三年》的欒盈士匄之爭，亦包括無視“隨所用耳”的政治教訓。蘇軾不僅看到了君子之黨易盡，小人之黨難除的靜態，還看到了君子小人依一定條件可能轉化的動態。這就自然引伸出“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也”的觀點。文章先從正面論述轉化條件，“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再引曹參“慎無獄市”說，借古道今，申張自己的策略“奸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史記·曹相國世家》云：“參去，屬其后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宋朱翌《猗覺寮雜記》解釋“獄市”：獄如教唆詞訟，資給盜賊，市如用私斗秤欺謾變易之類，皆奸人圖利之所，若窮治則事必枝蔓，此等無所容，必為亂，非省事之術也。”可見，蘇軾的說法是封建統治者的經驗之談，包含著“欲速則不達”的辯證思想。然后從反面冒出牛李黨爭，李德裕以力取威，“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禍”以突出“反為所噬”，正反結合，比照鮮明，悠揚宛宕，說理透徹。

《續〈朋黨論〉》在藝術表現上，文字平順，氣勢旺盛，以嚴密生動的分析說理見長。說它嚴密，首先表現在前前后后適當地引用了歐陽修、孔子的話和《左傳》、《史記》、《后漢書》、《唐書》中的材料，援古證理，借此奠定了立論的依據，增強了說服力，同時顯示出典雅富贍的氣派。蘇軾用典很注意剪裁。如“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一句，出自歐陽修《五代史唐六臣傳后》：“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可以看出，作者撮其大要，力求行文的簡潔。又如寫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一筆帶過，而述欒盈士匄之爭對話詳引，這些地方都體現出富于萬篇，貧于一字的功力。蘇軾為了避免用典過繁影響文章達意的疏暢，有時于不知不覺處暗用故實。如“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出自《后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由于此處不能作論據，便巧妙地以自己的話的方式帶過了。蘇軾用典還注意正反結合，于對比中生深意。如寫曹參治“獄市”的通達，李德裕“一夫之力”的魯莽，準確、生動地突出了“反為所噬”的道理。《續<朋黨論>》分析說理之嚴密還表現在論證的充分、圓滿。最典型的例證是第一自然段對“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的解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僥幸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這段解釋把君子、小人和人主的心態以及相互關系揭示的淋漓盡致，入木三分。作為封建官場的真實寫照，具有足以警世的認識價值。蘇軾還注意到論證的連鎖效應，一個問題前呼后應，反復申說，使文章的構思整體化。如第一自然段的“不得志則僥幸復用，唯怨之報”，第二自然段的“斥其一則援之者眾，盡其類則眾之致怨也深”，第四自然段的“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第五自然段的“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禍也”，把小人的陰暗心理和治理小人的經驗、教訓娓娓道出，好似串珠連綴，每一個局部都是全局的一個組成部分。《續<朋黨論>》分析說理的生動性主要表現在引類比喻的形象化方面。如，把小人比喻為“不種而生，去之復蕃”的惡草，用來說明小人去之為最難，又如用“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的譬喻和齊田氏、魯季孫的史例相配合，虛實相生，說理昭晰。再如從“善除盜者”到“善除小人者”的類比推理，也用得非常生動貼切。此外，作者在文中大量使用反問句，既增強了氣勢又加重了感情色彩。

這篇文章對柳宗元、劉禹錫參加永貞革新的看法，反映出蘇軾思想上的保守傾向。“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的議論，似是書生之見。劉師培《論近世文學之變遷》所說蘇軾論說文的毛病“大抵馳騁其詞，以空辯相矜，而言不則”，在這篇文章中也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