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介存謂“梅溪詞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劉融齋謂“周旨蕩而史意貪。”此二語令人解頤。

這里引用周濟的話，見于他的《介存齋論詞雜著》。過去論者多將這句話理解為表明周濟對于史達祖人品的鄙夷，如孫望、常國武主編的《宋代文學史》就說這是“以人品來定其詞品的做法”，這是牽強附會的，誤會了周濟的本意。周濟的原話是這樣的：

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筆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數，所謂一鉤勒即薄者。梅溪詞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矣。

從上下文來看，這里的“品格”依然是指詞品，而與人品無關。“偷”是古代文論中的一個范疇。皎然《詩式》最早提出偷語、偷意、偷勢的“三偷”的說法，“偷語最為鈍賊”，“其次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詩教何設?”“其次偷勢，才巧意精，若無朕跡”。對于“偷勢”，皎然是給予肯定的，批評的是“偷語”“偷意”，也即因襲摹擬，不能翻新變化。宋代詩學講究奪胎換骨，對于“偷古人句”是很鄙視的。史達祖的詞，正如孫望、常國武主編的《宋代文學史》所說，“主要祖述周邦彥，集中《三姝媚》(煙光搖縹瓦)、《玉蝴蝶》(晚雨未摧宮樹)、《秋霽》(江水蒼蒼)、《湘江靜》(暮草堆青云浸浦)等篇，在用字琢句以至全篇布局、韻致上都刻意模仿清真。……也有風神更接近姜夔的，如《八歸》(秋江帶雨)、《萬年歡》(春思)、《蘭陵王·南湖同碧蓮見寄，走筆次韻》等”。這種因襲模仿，在個別尖新字上求巧求奇，就是周濟所謂的詞品“偷”的意思。王國維論詩強調“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對于這種“偷”，自然是不滿意的。

王國維又引了劉熙載(號融齋)的“周旨蕩而史意貪”。先說“史意貪”，這也與人品無關，雖然劉熙載《詞概》原話說“未得為君子之詞”，但依然是指詞品，而不是人品。“貪”，是借用趙執信對朱彝尊詩的品評。趙執信《談龍錄》說：“朱貪多，王愛好。”朱彝尊作詩根本于經史，貫以學問，多運故實，所以趙執信貶譏說“貪多”。劉熙載借用來說“史意貪”，意思是說，史達祖的詞貪多愛好，多堆砌藻彩，隸事用典，尖新求巧。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論史達祖詞“極妍盡態”，這四個字，移用來解釋“史意貪”，是非常恰當的。不能一看到“貪”，就聯想到“貪心”之類的人品問題。

劉熙載說“周旨蕩”，是評價周邦彥詞，今人多聯系周邦彥“疏雋少檢，不為州里推重”之類的人品問題，也是扯得太遠。“蕩”字作為詩文理論術語，最著名的是梁簡文帝蕭綱所謂“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誡當陽公大心書》)蕭綱的話本來是說寫文章應該擺脫束縛，任意揮灑才行。但后世論者批評詩人放蕩無檢束，肆意狂放，甚至直露地寫艷情，都屬于“蕩”。劉熙載論詩詞強調雅正和“溫柔敦厚”。這里的“周旨蕩”，是批評周邦彥的一些贈妓應歌之作，抒寫男女艷情的詞，其實沒有多少真感情，寫得不過是浮薄男子與青樓女子短暫邂逅而已，難免涉于艷褻，有佚蕩污淫之失，因此劉熙載又說周邦彥詞“當不得一個‘貞’字”。“貞”，即“正”，不夠溫柔敦厚，不能得“性情之正”。